谈《鹿特丹规则》诉讼时效的延长

诉讼时效的研究不仅仅单纯是个理论研讨的学术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经济利益.对于海事诉讼时效的理解和适用,除依据《海商法》的规定外,还必须结合《民法通则》的规定,而《鹿特丹规则》只规定了诉讼时效的延长,没有规定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海商法》应当认可并借鉴《鹿特丹规则》规定时效延长合理性的做法,增加诉讼时效的延长制度.     

遵守规则需要什么文化

每个人都对规则文化的建立负有责任,规则形同虚设,我们每个人都难逃其责。因为我们在很多小事儿上觉得不要让人觉得自己小题大做,不要把关系搞僵了,积少成多,积小错到大偏离,最后到大事儿出现的时候,发现已经说不清楚规则是什么了,只好去“斗入”了。     

NTFS 文件系统的时间规则

随着IT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普及,不法计算机用户有了新的犯罪和恶意活动的渠道。长期以来法庭科学用于解决不同科学分支的法律纠纷,所以计算机犯罪及恶意行为自然地推动了计算机取证的发展。在计算机取证研究中,时间分析是犯罪现场重构的一个重要部分。事实上,目前有许多关于时间分析的研究,这是计算机取证中的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领域。本文在NTFS文件系统上进行时间分析并根据相关文件的行为特征推导出了直观规则。     

规则的逻辑与政府权力扩张的约束——对布坎南宪政经济学理论的一种解读

布坎南宪政经济学分析的重点放在规则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应该如何选择规则,布坎南认为纠正"市场失灵"不是用政府来取代市场,政府也会失灵,而是需要用一套规则来纠正"政府失灵",因为"政府失灵"的根源在于现行规则的失灵。布坎南批判了福利国家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他为补救"政府失灵"开出的"药方"是建立宪政规则来限制政府的扩张即通过采用政治活动的程序和范围约束、财政约束、普遍性原则、联邦制结构等对政府权力扩张施加宪法约束。他的这些观点对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促进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广泛发展。     

构建腐败犯罪推定规则之思考

腐败犯罪推定规则设置的初衷和价值追求,是严厉打击腐败犯罪。我国关于腐败犯罪推定规则的规定极度缺失,有必要借鉴国外特别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腐败犯罪推定规则的规定,从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构建腐败犯罪推定规则,以适应对腐败犯罪追诉的基本要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阶段论”构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名存实亡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冷静反思其在我国运行的现实障碍。应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划分为若干阶段性任务,首先集中精力排除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不可急于求成、寄望于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深入思考我国的社会形势和民众接受程度,不可排除面过宽;必须改变对侦查机关防范和不信任的认识基础和错误心态;必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何保障法院、法官毫无顾忌地行使排除权;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当务之急——刑讯逼供;必须有政治智慧,讲究策略。     

贸易投资交融与外资政策协调机制构建——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武汉城市圈作为“‘两型社会’的试验区”和“利用外资的示范区”,外资政策仍将是所有政策的核心所在,也是决定城市圈功能和定位能否实现的关键要素.在国际贸易投资高度一体化的今天,武汉城市圈的外资政策应当兼顾国家经济转型战略,顾及国际经贸规则约束,并应构建能支撑外资政策持续性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     

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原则与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人权、准确打击犯罪和促进司法公正的需要。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建立在合理的"非法证据"范围的基础上。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需要遵循人权保障原则、客观真实原则、非法证据推定原则和实质审查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适用,应当区分单一非法证据排除与多种非法证据排除的差异,综观证据的证明能力分别采信。     

论非法证据及其排除范围

司法解释虽对非法证据作出界定,但对排除范围的限制有不妥之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排除的证据是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但并非非法取得的所有证据都要排除。在确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时不应考虑是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而是要看非法证据侵害的法益的性质和违法行为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