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保留担保权构成下保留卖主的合同解除权

我国《民法典》下的所有权保留应采用担保权构成说。在所有权保留的担保权构成下，亦应肯定保留卖主可以基于买卖合同解除的一般规则享有合同解除权。保留卖主合同解除权的要件按照买卖是否为分期付款而不同。在保留卖主解除合同后，对于其所保留之担保权的命运，应区分所有权保留在先登记、未登记或较晚登记、虽较晚登记但构成购置款担保超级优先权三种情形分别讨论。若所有权保留登记在先，保留卖主基于其在先登记的担保权可对抗保留买主转卖标的物情形的后续买受人、保留买主为其他债权人设定担保情形的担保权人、保留买主的强制执行债权人和破产债权人。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文明”彰显人类多维解放——基于马克思自由解放视域的微观考察

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和实践了马克思人类多维解放思想。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是对其哲学人类学视角的运用，该视角从总体上关注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揭露出资本统摄下的资本主义文明仍属于异化的文明样态，只能完成政治解放；中国式现代化在扬弃资本的基础上，贯穿人类逻辑，将人类整体及其发展作为主体、本位和旨归，切实推进人类自由解放，是对启蒙时代的解放概念的重构。中国式现代化内蕴了五大文明，分别对应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中的五维解放，以实现人的多重自由。五大文明和五维解放之间互动共生并和谐发展，合构为社会文明系统和人类解放体系，最终历史性完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自由王国中实现人类幸福。     

超越所有权保留的名实之争——选择性救济路径之证成

民法典第641条第1款体现了对价牵连原则，出卖人有权在买受人不能按约支付价款时解除合同并请求返还标的物。第641条第2款规定的“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旨在担保价款债权清偿，通过登记公示制度保留优先顺位。出卖人可以在两款救济中择一行使，但两者不能并存。保留所有权若仿效功能主义立法模式强行解释为担保物权，不免混淆当事人交易的真实目的和效果意思，有损契约自由，而且难以融入以绝对所有权为基础的我国物权法。在维持所有权构造的框架下，解释者通过削弱出卖人的所有权地位、加强买受人的实体权利，可以平衡双方的权利义务。当买受人迟延支付价款时，出卖人既有权在合同解除后主张返还清算，也有权临时性取回标的物，并在变价时放弃所有权移转的停止条件，以实现价款优先受偿。出卖人取回标的物时，未经登记的保留所有权也可对抗扣押债权人和破产管理人，但不得对抗善意取得人。     

论民法典上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的担保功能

基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目标，我国《民法典》就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制度体现着明显的担保功能化转向，对其中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的内容作了严格限定，使之成为不同于完全所有权的担保性所有权，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丰富了所有权的类型。登记对抗主义的引入系为了满足出卖人担保性所有权的公示需要，是增加交易的透明度和确定性、维护交易安全的技术工具。登记也进一步地成了判断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与其他担保交易之间优先顺位的客观标准，《民法典》第414-416条所确立的优先顺位规则体系对于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均得准用或者类推适用。在将出卖人就标的物的权利界定为担保性所有权的情形之下，买受人自有处分标的物的权利，但这并不妨害在买受人不当处分标的物且造成出卖人损害的情形之下，出卖人实现其所有权。《民法典》上“取回-回赎-再出卖-清算”的出卖人权利救济规则，在强化自力救济路径的同时，进一步体现着功能主义导向。相关救济措施的解释论，亦应在担保物权实现的规则体系之下寻求妥适的解释结论。     

债权多重让与的体系解释

民法典第768条在保理合同中规定了债权多重让与的“登记最优、通知次优、比例分配”的优先清偿顺序。“单轨制”认为该条具有一般规范的品性，应类推或直接适用于普通债权的多重让与。但是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无法被证立，《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也无法为其运行提供完全的制度支撑。第768条自身存在诸多缺陷和硬伤。由于债权数量不可计数，无法像物权一样进行初始登记，同时债权登记采取人的编成的登记体例，登记机关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使得债权登记的公信力不足。通知优先规则一方面增加了债务人的负担，另一方面和债权让与生效时债权即发生移转的规则存在无法化解的矛盾。比例分配原则是错把让与当担保的产物，有悖债权让与法理。当债权让与同时涉及债权扣押、让与人或者受让人破产时，第768条的适用更是捉襟见肘。无论是基于第768条的体系位置，还是基于该条可能引发的理论难题和实践困境，该条的适用范围都应被严格限制在保理合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