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温式多重PCR同时检测鸡的6种呼吸道病病原方法建立

设计了6对分别针对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IBV)、禽流感病毒(AIV)、鸡毒霉形体(MG)、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ILTV)、新城疫病毒(NDV)和滑液霉形体(MS)的特异性引物,根据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原理和多重PCR原则,优化建立了一次PCR反应同时检测6种禽呼吸道病原的二温式多重PCR.该方法可同时扩增出6条区段大小与设计相符的特异性片段,即IBV 1720 bp、AIV 1050 bp、MG 732 bp、ILTV 647 bp、NDV 310 bp、MS 207 bp,对人工感染鸡临床样品检测结果证明,该方法可用于临床诊断.     

提高政治素质 重塑党员形象

辽宁省海城市近年来在全市窗口行业党员中开展了一项旨在塑造党员新形象、展示党员新风采的“先锋工程”主题实践活动,其主要活动形式是“悬挂党员标志,公开党员身份。实行文明服务,自觉接受监督”。自开展活动以来,全市窗口行业党员纷纷根据各自不同岗位特点挂牌服务,出现了众多引人注目的“党员摊床”、“党员柜台”、“党员工号”、“党员出租车”等党员标志牌,使人们从中看到了海城窗口行业党员自身的闪光之处和价值所在!     

经济危机下的中国农村

对广大的农村而言,在"扩大投资一拉动内需—刺激经济"救市方案的同时,不应错失通过调整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机遇。     

多起杀人案件折射出的青少年犯罪问题新观

青少年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后继力量,其健康成长和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变革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数量的逐年递增就是问题之一。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出发,以及从教育资源、文化资源、身份资源的分层出发,阐述了社会变迁中的公民资源冲突、公民资源分层与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罪的层级轨迹、青少年犯罪的层级预防,列举了三起青少年杀人案件,从层级角度讨论了青少年犯罪的原因、犯罪的趋势、犯罪的种类等问题。     

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

身份认同问题是原苏联空间中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转型过程中所必须要面对的共同难题,而克里米亚长期的身份认同困境则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也是国际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源于苏联时期,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不同时代的苏联领导人对于克里米亚采取了不同的地区政策。由于不同时期的政策思路存在明显的矛盾,使得克里米亚的身份归属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从而导致苏联解体之后的克里米亚陷入了身份构建的困境之中。后苏联时代的克里米亚共有三条可能的身份建构路径,分别是推动国家认同的深入,建立乌克兰身份;推动地区认同的深入,建立克里米亚的独立地区身份;以及推动民族认同的深入,回归俄罗斯身份。但在身份认同建构的实践中,由于克里米亚半岛以俄语为共同语言,在俄语的历史叙事中,乌克兰的缺位和鞑靼人的反面角色使其难以通过历史叙事的重构形成新的国家认同和统一的地区认同。同时,由于长达数百年的俄罗斯化过程,整个半岛的符号体系完全俄罗斯化,无论是地理名称、城市雕塑、政治符号抑或是文化标签,都被打上了鲜明的俄罗斯印记。在原苏联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下,乌克兰中央政府无力主导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建构。而克里米亚人为了平衡来自基辅的外在压力和来自鞑靼人的内在压力,继续维持并强化本就在本地区占据主流地位的俄罗斯民族身份,不可避免地选择了继承苏联所赋予克里米亚的所有身份符号,并重新寻回沙俄时代的历史叙事,强化自己的俄罗斯身份。在俄罗斯身份认同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克里米亚在20世纪90年代就产生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分离主义运动,在1994年,整个分离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时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有利的国际背景,在没有产生冲突的情况下瓦解了90年代的分离主义运动,但始终没有办法推动克里米亚地区形成乌克兰身份的建构。最终,在2014年3月,身份认同的困境最终成了克里米亚事件的导火索。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也再次证明,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或地区的命运,但是如果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或地区长期无法摆脱身份认同的困境,那么它始终都将成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潜在威胁。     

身份认同视域下的缅甸“罗兴伽人问题”探析

缅甸若开邦罗兴伽人的生存与发展引起全球关注,而对罗兴伽人的介绍、分析绕不开一个话题——身份问题。作为一个群体,罗兴伽人存在族群身份和公民身份两种角色。从族群特征来看,罗兴伽人的族群特征是明显的,且族群认同较高。但从1982年《缅甸公民法》来看,罗兴伽人未被承认为缅甸本土少数族群,亦未被赋予公民身份。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原本广泛存在于世界上多族群国家的族群认同与公民认同之间的矛盾在罗兴伽人身上演变为另一对事实上的矛盾:罗兴伽人处于一个内部较高的"自我假定"的族群身份认同与未被"他者赋予"族群身份、公民身份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使当前罗兴伽人身份认同陷入尴尬境地。     

多重困境下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

<正>自实行多党制以来,土耳其国内政党林立,目前合法政党多达50余个。2002年11月,具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上台执政。十余年来,正发党在外交、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提升了土耳其的综合实力,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赢得了民众高度信任和普遍支持。2011年6月13日,     

新闻自由与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冲突与解决——以北京李某案媒体与司法关系为参鉴

禁止媒体披露未成年犯罪人的身份信息是少年司法体系最显著的标志,也是保护未成年犯罪人"最大利益"的根本措施。虽然该项"保密原则"受到了很多的非议,但是大多数国家仍旧依据"保密原则"来对未成年犯罪人的身份信息进行保护,并且这也是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利益的必然要求。虽然我国也有关于禁止媒体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规定,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规定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文化融入策略与恐怖组织的认同

恐怖组织的认同构建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个体恐怖分子在群体中找到自我、组织内部同一性的构建以及组织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整个认同构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第一阶段,潜在恐怖分子在主流文化中认同受挫,转而寻求加入恐怖组织。第二阶段,恐怖组织以自身所处的宗教文化为基础,构建其组织文化,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加深组织成员对这一文化的认同,但与此相对,恐怖组织外群体却很难认同其组织文化。第三阶段,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持续激化,最终导致恐怖组织采取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伊斯兰国”作为案例,对上述恐怖组织的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伊斯兰国”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文化融入策略密切相关,而其在阿富汗的受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文化融入策略“失当”所导致的,即“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但无力完成与塔利班的竞争,而且无法解决组织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因此,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暴恐极端势力时,关注文化融入策略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