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代补偿正义

诺奇克提出了补偿正义的标准,但存在概率论与可能世界两个反驳论证。跨代补偿正义不仅面对这两个反驳,而且必须直面反事实条件和身份同一性的伦理难题。舍尔有效地回避了这两个伦理难题,并给出了一个弱证明。跨代补偿正义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历时性与共时性、因果关系的证明问题。跨代补偿正义的主张虽然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但它的实现不仅需要跨越复杂的理论障碍,而且需要排除诸多的现实条件约束。     

“住”进社区的党校

正"党校成立近两年,目前遇到的一大困难是资金问题;还有一个头痛的问题,则是很多在社区居住的党员,不愿意‘亮明’党员身份,我们应该怎么在这方面着力?"2月29日下午,温江区涌泉街道凤凰社区的一间会议室里,来自省委党校、省社科院和成都市委组织部的客人刚坐下,声音略有些沙哑的涌泉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成率先"发难"。李成为何这般"沉不住气"?     

公证人民事责任赔偿制度探究——以民事责任承担主体为视角

公证制度历史悠久,尤其在大陆法系国家,其以低成本、高效率、预防纠纷的特点在发展之中赢得了肯定。由于各国对于公证人的定性不同,其公证人民事责任赔偿制度的设置亦不相同。我国的公证制度目前正处于转型阶段,对于民事责任赔偿制度的建立方面存在疏漏之处。本文力图以大陆法系国家较为完善的民事责任赔偿制度为借鉴,虽对推进我国目前公证人民事责任赔偿方面作用有限,亦可起抛砖引玉之用。     

从边境墙拨款之争看美国政治的极化

从竞选到执政,反移民一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核心议题之一,为此他坚决主张在美墨边境修筑一道墙以阻挡非法移民并遏制毒品走私。由于共和与民主两党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已经高度极化,双方无法就修筑边境墙拨款达成任何协议,于是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联邦政府停摆。两党围绕边境墙的激烈政治斗争实际上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的身份认同之争。边境墙的反对者赞同美国社会的人口组成和价值观多元化,而支持者则对多元化充满了恐惧。边境墙原本用来隔离美国和墨西哥,但它实际上却分裂了美国自身。     

藏区民众身份认同的嬗变与重建

以国家和社会的时代变迁为背景,深入探讨藏区民众在宗教身份、经济身份、文化身份和族裔身份等新维度上的内部重构,在社会一般性发展的语境中客观审视藏区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在内部多元维度上的嬗变与重建。藏区民众宗教身份的弱化、理性经济人身份的膨胀、少数族裔弱势身份的刻板化体现了藏区民众身份解构的重要特征。藏区民众身份认同的再建需要通过宗教身份与世俗身份的平衡、文化身份与理性经济人身份的融合以及摆脱弱势标签,塑造平等身份等途径来实现。     

国防科大研制出静脉识别系统,或将取代指纹

<正>【本刊讯】近日,经过近十年的攻关,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成功研制出静脉特征识别安保系统,填补了国内高级安保系统的空白,目前已经取得了7项专利授权,即将投入实际运用中。据研究该项技术的课题组带头人谢剑斌教授介绍:"静脉识别与指纹识别一样,是一种基于生物特征的身份鉴别和认证技术,使用方法也和指纹一样。人体的身体特征具有不可复制     

傅政华兼任公安部副部长

近一个多月,已经有多个中央部委迎来新的副部长,包括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住建部副部长王宁、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等等。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几乎从未在西藏以外任职过,仅在西藏自治区政府驻京办事处当过一年多的党委副书记,而他在西藏的工作时间已累积达30年。另一名引人注目的新晋副部长是傅政华,他在公安部9名副部长中排名第7位,他的加入让公安部的10人领导层增至11人。早在7月31日便以公安部党委成员身份出席会议的傅政华,8月20日还在参加北京市公安局的相关会议,因为他的此次任职并非"辞职调任"而是"兼任"。以兼任身份担任公安部副部     

多崇尚些“精神级别”

说到级别,人们往往更多地想起职务、头衔、官位等等,应该说这是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它说到底都是物质层面的东西。而现实中有一种级别却往往被人们所淡忘和忽视,或几乎不被谈及和提起,那就是人的“精神级别”,它是一个人思想境界、格局担当、胸襟情怀和情趣操守的集中体现。毋庸讳言,芸芸众生中重职务级别、轻“精神级别”的人不在少数。有的一心只为当官,一味追求职务上的“步步高升”,一门心思设计自己的“升迁路线图”;有的把职务级别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名字排序错了一点、位置座次乱了一点也耿耿于怀,“上一格”欢天喜地,“慢一步”愁眉苦脸,“降一级”更是不依不饶;有的把职务级别当成身份地位乃至人生价值的标签和符号,很多都要“照套”或“参比”,甚至出现了“处级和尚”“科级司机”的笑话,等等。相比之下,一些人对自己的“精神级别”到底怎么样既没兴趣没志向,也不在乎不关心,更不追求不渴望,高不高无所谓、好不好没关系,总认为那是虚的空的,看不见摸不着,不管用不受用。     

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实施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发展困境,乡村治理缺少主体性精英。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主体性的精英回归。返乡精英是新乡贤再造的新群体,他们具有较高道德品行、超群能力资源并熟悉乡土规则。新乡贤嵌入乡村社会,其嵌入行动分别是情感嵌入、身份嵌入和治理嵌入,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熟人社会的乡土情怀,基层政府对返乡精英新乡贤的合法性身份建构,新乡贤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主要通过融入治理主体、进入乡贤组织和道德权威评价等路径,能够有效重构乡村治理。新乡贤返乡治村,不仅能够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策略多样化,而且可以培育村民现代价值观念,促使村民增加公共理性和行为规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