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报道河南灾情第一人——回忆大公报记者、父亲张高峰

张高峰是1943年7月到黄泛区采访的，此时距黄河决口已经过去了五年，但沿途仍见难民络绎不绝，扶老携幼，饥困欲倒，有的推着独轮车，搬运他们唯一的“财产”——吃饭用的锅碗。走不动的老弱妇孺，就以河堤为家，搭起草棚住下，他们希望水退了，早一点回到自己的家。张高峰写道：     

试论三十年代《大公报》独特的民生观

<大公报>是近代中国最为出色的报纸之一,它的成功与其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发言、议论始终以民族大义、人民利益为重的民生观有很大关系.<大公报>无论是在报纸的版面布局、报道风格、报道方式还是报道的角度方面无不彰显着民生观的办报风格,其"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正是这种理念的具体体现.     

别人的好，你能记住多少年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钱钟书与杨绛在英国留学，生活很清苦，有时竞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但有一天，杨绛忽然收到了一笔钱，原来，作家萧乾接管上海的《大公报·文艺》栏目后，知道钱钟书和杨绛经济不宽裕，就把杨绛的稿费兑换成外汇。     

1927：李济深遭绑架的前前后后

绑来了个大富翁 1927年9月,秋高气爽。在广东开往上海的鸿远号客轮头等船舱里,一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衫、一口粤腔的中年男子一直低着头在翻看香港的《大公报》,他身旁站着一位20来岁西装革履的青年侍从,除偶尔往中年男子的茶杯里添点水外,一直不苟言笑地站在他的身后。     

进步报刊与香港起义

1949年在中共指导和协调下,聚集在香港的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督委员和其他人士开展了一个广泛的脱离蒋介石政权的运动,史称香港起义。在这一运动中,香港《华商报》、《文汇报》、《大公报》等进步报刊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     

1942:报道河南灾情第一人——回忆大公报记者、父亲张高峰

1943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地处中原的河南不仅是抗日前线,而且遭受"水、旱、蝗、汤"四灾之害。前者是天灾,而后者却是人祸,指的就是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号称"中原王"的汤恩伯。1942年秋,张高峰从抗战中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毕业,被重庆大公报派往中原任战地记者。从1942年冬到1944年夏,     

《大公报》社与武汉抗战时期的募捐

武汉抗战时期,《大公报》社坚定地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号召民众踊跃捐输,组织征募并积极参加捐献,以实际行动推动了各种募捐运动的开展。《大公报》社在募捐活动的种种表现,彰显了其作为一个重要传媒在国难时期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定的爱国立场以及强大的动员能力。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轶事

王芸生，天津人，系无党派爱国人士，蜚声海内外的报业巨子和中日关系研究专家。1929年，他应主编张季鸾之邀进入《大公报》，成为《大公报》的一支笔，以后将毕生精力倾注于《大公报》，在风云变幻的现代中国，奠定了《大公报》不可动摇的文化史地位，也成就了一代优秀报人的人格风范。但他的个人命运，却因此起伏跌宕，波折不断。     

错过胡适一百年

我常把读书的乐趣融于人的历史。在所谓人的历史中,读传是条捷径——传记"浓缩人生精华"。你甚至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把一个人看进了坟墓。我对于胡适的追寻,大概是从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开始的。     

抗战时期王芸生与蒋介石的四次摩擦

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于1926年复刊的<大公报>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成为中国的舆论重阵.自称"不党不卖不和不盲"的<大公报>,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来往碰撞频繁.客观地说,张季鸾主笔时期的<大公报>与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关系大体上还是融洽的,蒋介石以"国士"之礼待张季鸾,张季鸾也奉蒋介石为国家中心.因此,张季鸾辞世前,留"临终遗嘱"给接班人王芸生: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继任总编辑兼社评委员会主任.可王芸生后来却背了"祖训",抗战期间,王芸生主笔的<大公报>四次与国民党蒋介石发生摩擦,被称为"碰"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