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党中央对劳动模范的尊重与表彰,对劳动精神的崇尚与弘扬,对大国工匠的宣传与赞誉,使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日益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目标。对"三种精神"的高度重视,有利于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为推动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丰厚滋养和动力源泉。     

破解“世界之问”的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这一系列“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有效治理机制研究——对C市H村利益博弈案例的分析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前提,而对于乡村利益博弈的研究则是关系到乡村治理的底线问题。通过对公共利益项目和商业开发项目等不同类型征地拆迁补偿利益博弈案例的分析,发现农民和政府并非一对截然对立的关系,农民也不是天然的权益受损者。博弈是农民争取更多利益补偿的工具性手段,而非目的性对抗。农民的合法利益诉求与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施政伦理相契合,进而保障了农民的争利行为得到了基层政府的有意保护,为农民和政府的利益整合创造了条件。     

大国博弈的新动向与新变量

新冠肺炎疫情为大国竞争增添了新变量,并对国际体系转型、国际秩序重构产生重要影响。疫情导致欧盟治理能力赤字,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政治不稳定性有所加剧,跨大西洋关系裂痕进一步拉大;中东地区的武装冲突并未停歇,美俄战略博弈进入新阶段。人们开始对当今时代国际关系作出新的审视和思考,大国竞争战略规划的难度和要求也将显著提升。各国要想在未来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必须超前谋划,做好顶层设计。     

博弈论视角下的“高考移民”限制政策分析

高考移民现象是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演进而出现的。随着高考移民规模和范围的扩大,这一问题的解决纳入了政府的视野,相关地方政府出台了限制高考移民的政策。针对这一事实的存在,试图通过公共政策的博弈理论分析模型来透视各地相关的高考移民限制政策,找出高考移民现象出现的症结所在。高考移民的现象是在现行的高考制度内考生与高考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博弈所引致的。高考政策制定者是这一博弈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高考移民现象的出现是与高考政策的瑕疵紧密相关的。解决目前的高考移民问题应该对博弈参加者的行为选择进行具体的分析。     

今日印尼,东盟第一大经济体

印尼岛多人多。目前其拥有2.7亿人口,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万千群岛携带丰富的海洋资源,加之体量庞大的人口基数,为印尼在现代独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提到世界上的“岛国”,人们的想象难免停留在绵延的海岸线与山脉,还有狭小的国土面积。印度尼西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却完全谈不上“狭小”。近17000个岛屿组成了它,国土面积达到了191万平方公里,横跨亚洲与大洋洲。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塑造可信可爱可敬大国形象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场外交透视

主场外交因对东道国具有主场优势而倍受各国重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适时推出并大力推动中国主场外交。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举办了十多场重大主场外交。通过主场外交,中国充分阐释、有力践行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念和方案,创建、升级了某些对话机制,既展示了中国的形象和魅力,也积累了举办主场外交的经验和信心。今后,中国将举办更多主场外交,要在借鉴和保持既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把握会议的整体性,分清主场外交的主次,同时要谨防第三方因素干扰。     

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兼论霸权与帝国的历史变动及机理

霸权与帝国是影响国际政治发展进程的关键变量,在国际政治经济互动交织的视角下,霸权与帝国成为相对权势比较的阶段性描述。在无法全面垄断各个经济功能从而建立帝国优势的情况下,大国关系建构主要体现为相对权势之争的体系主导国的地位博弈,其根本挑战在于如何处理好崛起国与守成国在国际金融权势上的可能对冲。国际政治经济互动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典型特征和深刻机理,以财富塑造权力已经成为推动国际进程的基本动力,新型大国关系建构面临着不对称话语权和追求对称货币权的困境。     

医闹的道义和权力“游戏”

本文从道义和权力转换的角度来分析医闹的成因、过程、实践和结果。"闹"作为一种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在中国社会频频上演。闹的实践遵循着一系列共享的社会文化规则。本文分析医闹中的潜规则,尤其是规则中道义和情感的因素。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在医疗实践和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权威控制病人并从病人那里获取利益。然而医疗的商业化和医生的逐利行为破坏了医疗领域的道义经济,给了人们反抗的理由。闹成为病人反抗和维护权益的方式。相对弱势的病家利用自己受害者的位置和公众的支持积累道义资本,通过闹的方式暂时扭转与强势医生的权力关系。但是闹也被职业医闹绑架成为敲诈医院的工具,有时导致医疗暴力,让医生被打甚至被杀害,闹作为病家维权行为的正义性也受到质疑。这时医生变成了在危险面前无法保护自己的弱者。作为新的受害者,他们开始获得同情并积累起道义资本,最终让他们可以行动。他们上街抗议,在媒体上发表意见,推动政府打击医闹,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扭转医患间的权力关系。但是医患间的权力关系离不开公共权力的影响,政府对闹的容忍或打击直接影响到医患博弈的结果。本文对当前医疗纠纷分析中过度注重经济利益的视角作出补充,通过分析医患间情感和道义的博弈,指出医患双方行动中的结构性困境,希望对未来纠纷的解决有所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