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治理策略的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显示,配刑与宽宥对称设置的惩治模式以及不对称程度较低的惩治模式,均无法有效压制受贿冲动,难以取得对贿赂犯罪的良好抑制效果;容忍、放任贿赂的组织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受贿、行贿倾向的共同促成因素,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与限制是受贿倾向的特别促成因素;以行贿是受贿的“源头”为由,要求加重处罚行贿或者要求行贿与受贿“同罪同罚”的主张,与经验事实不符;不对称重罚受贿并且附条件大幅度宽宥行贿的设计,对贿赂犯罪具有最佳抑制效果。在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但不同等处理二者的同时,应积极展开“特别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企业合规激励机制的尝试与探索,以此疏通涉企业贿赂犯罪打击与治理、治标与治本的中间管道。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限制,改善营商环境,是治理贿赂犯罪最关键、最艰巨、最具决定意义的系统工程。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贪刑事政策的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已经我国签署和批准,并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本文结合《公约》的刑事政策特点,在探索我国反贪刑事政策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上,从深入开展反腐败的实际需要出发,着重研究了亟待完善的六项刑事政策,即门槛威慑政策、铁腕惩治政策、程序修正政策、宽严相济政策、土壤净化政策和协作开放政策。     

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分析与立法完善

为了准确认定和有效惩治商业贿赂犯罪,需要合理界定"其他单位人员"的范围;修改完善《刑法》第229条第2款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相关规定;将单位犯罪纳入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增设经济受贿罪和经济行贿罪.     

试论宽严相济的商业贿赂惩罚机制之构建

打击和预防商业贿赂,实现反腐败与整顿市场经济的双重效果,是我国治理商业贿赂专项行动的目标和方向。国家重拳出击惩罚商业贿赂,在行政和刑事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惩罚的社会效益低下,国家作为实施惩罚的主体查处的成本高,没有实现最小的付出换来最大的效益。因此,建立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惩罚机制,实现惩罚最优,兼具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效果,是我们治理商业贿赂的最高要求。     

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特征

商业贿赂犯罪实质上是商务活动中的行贿、受贿犯罪,其主体具有多样性,既包括商业活动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单位,也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有单位;其内容主要表现为经营者在帐外暗中给予交易对方一定财物或其他利益;其主观要素为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与完善——基于中外立法比较的视角

商业贿赂与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存在区别。中外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在罪名范围、体系定位、构成要件及刑罚处罚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从中外商业贿赂犯罪立法的差异上可以看出我国立法规定存在若干问题。国外有关商业贿赂犯罪规定对完善我国商业贿赂立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利益视角下的大额电子资金划拨法

利益因素是研究大额电子资金划拨法的一个切入点。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是大额电子资金划拨所影响的宏观利益,它们最终落实在大额电子资金划拨各微观利益群体的利益上,即资金划拨的高速性、低成本性和确定性。美国《统一商法典》第4A编和《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通过各种规则设计,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上述利益因素。我国大额电子资金划拨法也应以高速性、低成本性和确定性为指导,借鉴美国《统一商法典》第4A编和《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大额电子资金划拨法。     

试论公司反商业贿赂规章制度的主要内容——以天津德普案为例

近年来,商业贿赂已成为我国一大社会隐患。如何治理商业贿赂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事实证明,仅仅依靠舆论和反商业贿赂立法已经无法真正消除商业贿赂。通过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与其员工因商业贿赂而发生的劳资纠纷案,说明公司制定内部的规章制度在反商业贿赂中的重要作用,并首次系统地提出公司反商业贿赂规章制度应包含的主要内容。     

预防商业机构贿赂失职罪的中国化进路——基于英国《反贿赂法》的分析

英国的《反贿赂法》中设立了全新的预防商业机构贿赂失职罪,适用严格责任且采用了"分段切割"的归责模式,规定了相应的程序性抗辩事由,以应对频发的商业机构商业贿赂行为,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与之相对,我国对于商业机构的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长期依赖相关司法解释,罪名选择包括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以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但是在具体适用上仍存在罪名设置空缺等问题。引入预防商业机构贿赂失职罪,符合对市场秩序法益的保护需求,并且有助于整合刑法规制体系,降低商业机构的经营风险。在引入本罪后,需要结合中国实际重塑其犯罪构成,督促商业机构制定与之对应的刑事合规计划,并且对配套的法律体系进行调整,包括对行刑处罚界限的划分、积极应对新类型的商业贿赂行为以及配合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适用。     

从交易禁止到利益冲突:美国贿赂犯罪立法体系的建设路径

在传统的交易型贿赂犯罪的立法体系之外,构建以维护行政伦理道德为立法基础的利益冲突型贿赂犯罪立法子系统,是美国贿赂犯罪立法体系的鲜明特色。美国利益冲突型贿赂犯罪立法肇因于前置化规制公权滥用行为的需要,其犯罪化根据的实质在于,防范因公职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其职务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而造成的公共利益受到的侵害或者信赖危险。美国法典根据不同权力类型的属性不同,设定了差异化的行为模式与动因条件,设定了四种典型的行为模式。利益冲突罪的立法具有独特的抑止腐败作用,促进了刑法功能的转变,是将积极治理主义理念引入反腐立法体系的标志。探究美国利益冲突罪立法体系的特点,将对我国贿赂犯罪“二元双层式”立法模式的改造具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