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危男的婚内财产保卫战

丈夫病危,妻子不忙着救治丈夫,反而忙于转移存款、变卖汽车。丈夫转危为安后,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婚内财产。没有离婚,也可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吗?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出台前,可能这真是天方夜谭。而日前,对该案的一纸终审判决,让企图独吞家产的无情妻子不仅受到了道德上的谴责,而且受到了经济上的惩罚。     

究竟谁动了谁的奶酪——加多宝与广药之争案评析

应当结合激励理论和财产权劳动理论来确定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归属;知名商品的判断除了应当考虑商品销售地域、销售时间、销售量、销售对象、广告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等因素外,还应当考虑商品所使用的原材料、本身包含的成分、商品包装装潢、生产厂家等因素;商标权许可使用合同终止后,原商标权许可人和被许可使用人都负有防止混淆的义务;合同未明确约定财产权益的归属时,应当按照民法中的公平原则确定其归属。     

“向完美说不”——拥有Mazda3星骋的幸福生活

刘浩和江琴是一对典型的80后白领夫妻。刘浩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创意十足,收入颇丰,平时爱好摄影;而江琴则是一家公关公司的媒介经理,平时专与媒体打交道,工作比较繁忙,所以闲暇之余,她喜欢练     

濮阳厅级夫妻演绎同进牢房“绝唱”

2010年12月初，在担任河南省濮阳市教育局局长期间因贪污受贿上百万元的刘庆聚被法院—审判刑十四年。继而，同年12月23日刘庆聚的妻子王相玲以受贿罪被—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同为副厅级市领导的夫妻俩双双落马，他们的政绩和败绩同样“突出”，他们的双面性让人沉思。     

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几个基本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未成年人受抚养、受教育等权利已有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有关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却较为薄弱,在立法上存在法律体系散乱、条文过于简略、抽象等诸多缺陷。因此,完善我国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十分必要。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涉及未成年人财产范围的界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权利义务、限制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处分等基本问题。我国对未成年人财产的保护应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区分亲权与监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完整的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的法律体系。     

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及赡养问题探讨

<正>现实当中,夫妻离婚时有关房产与赡养等的相关纠纷与日俱增。以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为例,子女离婚时对父母出资款的性质有争议,双方各执一词,法官需审慎对待双方当事人的主张,结合证据材料进行审判。此类案件,需要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述,并结合呈现的证据及证明责任以及相关理论予以判断。此外,如有被赡养人需要赡养,夫妻离婚时应本着维护社会主义道德及依社会通常观念妥善处理,其中有争议的一点是赡养人的配偶是否亦对被赡养人承担义务。综合几个实务案例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笔者做些探讨。     

论我国农村土地征用程序的法治化

土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稀缺资源,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在我国当前的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行政主体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公正的程序是防止权力专横和权力滥用的屏障,也是保障农村、农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应当从公开性、公正性入手,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土地征用程序,以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可交易水权论

可交易水权制度是可持续发展原则下实现水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法律工具,是水权的高级表现形式。可交易水权可定义为:法定的水资源的非所有人对水资源份额所享有的一种财产权。可交易水权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构成。通过立法设计将可交易水权划分为比例水权、配水量权和操作水权,并赋予其排他性、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这些财产权特征,使之满足可交易的需要,同时,又使水资源蕴涵的公共利益能够嵌入水权人的私人决策之中,以保证不减弱对生态环境和社会价值的保护,实现可交易水权多重价值的平衡。我国现行水权要成为可交易水权还存在许多困难,中国可交易水权法律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公民财产权与国家行政权

文章通过展示在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各主体权利和权力的行使,历史地、动态地考察在法律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行政权力的膨胀、公民财产权意识的滋长、行政权力的自我调整以及司法权在行政权与公民财产权之间的角色定位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法治国家中公民财产权与行政权的理想范式。     

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

应否设立数据财产权是影响“数据流通和资源化”的关键问题。数据财产权论的支持者以洛克劳动财产论或市场激励原则为基础,主张现有制度对数据保护的不足将导致数据收集者动机受损和市场失灵,但以数据服务为核心的数据流通市场并未失灵。数据收集和处理者可以通过技术、持续更新数据等手段对数据事实上排他,并在限制性合同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下开展交易,收回投资成本。况且在制度设计层面,劳动财产论也无法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期限。若以算法和数据的关系作为数据配置规则的切入点,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可以实现经营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数据自由可以保障经营者具有开发算法的公平竞争机会;算法保护则又保障经营者从收集的数据中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二者的结合还能防范算法决策风险,成为算法治理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