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项目环评否决权的制度本源与改革路径

自我国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来,其所承载的制度期待与制度实效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而现有的大量国内法考察和比较法研究都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困境。作为制度创始者的美国环评法并未将环评否决权赋予环保部门,而这一点却始终在我国的环评法改革思路中得到关注。现行的环评否决权存在分权不确权、分权不分责、分权不护权、分权不限权的制度设计问题,为此,通过实现环评否决权与建设项目决策权的科学配置,明确环境行政权责划分,建立独立审查机制,并附随建立起完善的参与保障程序,成了环评否决权乃至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改革路径。     

农村大学生流失与社会秩序危机——潘光旦关于乡治问题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潘光旦认为,对于治理而言人才比物质、制度等更重要.近代以来乡治的最主要问题在于农村大学生外溢所致的地方人才匮乏.这与现代教育所致的农村人才外溢到城市有关:一方面,现代教育在内容上一反传统儒家的基于孝而维系家族或乡村的宗旨,这表现为儒家知识式微及地方性知识退场,另一面是教育的城市中心主义,表现为教育个人主义或国家主义.在资源与制度城市中心格局下,现代教育的接受者作为国家的人或自由个人而日益流向城市,以至乡村人才流失,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乡村具有极强外生性,因其缺乏地方治理的德与才,故乡村日趋瘫痪.改善乡治要培育治人,需要乡村教育在地化,适度加强儒家知识与乡村知识,还宜限制教育的过分离乡化等.     

政府绩效立法的央地互动模式: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政府绩效管理面子工程问题突出,缺乏法律的保障和指导。美国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领跑者,政府绩效立法不仅在发展历程上有着明显的地方分散先行探索、中央吸收经验跟进的轨迹,就是立法目标、内容上也秉承了这种逻辑。通过对美国33个有立法资料支撑的州的政府绩效立法的分析,我们发现美国的联邦中央政府绩效立法与地方政府立法在内容上具有某种同趋性变化。对我国而言,要建立政府绩效管理的长效机制,必须要明确法制化、鼓励各地地方先行、出台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和对立法进行及时修订和升级。     

论检察权的合理运作及检察机构的改革

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这种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相比,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设立专门从事法律监督的检察机关就是其特殊性的主要表现之一。按照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与制衡的理论,检察权属于行政权,检察机关隶属于行政机关,其主要职能是公诉(部分国家还包括侦查)。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再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会影响到国家机构之间的分权与制衡关系,影响到司法审判的效率和独立性。在扩大原告资格范围的同时应当明确具体的受案范围以确定国家机构之间的分权,因为分权不当可能会造成社会成本超过社会效益的无效率结果。国家机构之间的分权应当由代表公众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决定,而不能由行政机关、检察院或法院单方面决定。另外,需要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特权转化为与对方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权利以保证司法的独立性。为了培养公民意识,公民和非政府环保组织是环境公益诉讼最合适的原告。     

中国式养老：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研究

文章探讨了托老服务“叫好不叫座”现象背后的原因,总结了“虚拟养老院”成功的经验、特点和优势,分析了专业养老社区的成败、利弊以及社区服务的类别、作用和方向。文章认为养老的服务职能社会化、服务地点社区化、服务机制市场化和服务联结网络化是打破我国养老困局的基本路向。社区养老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主体属于社会企业,其发展不能离开“养老事业高于养老产业”“养老福祉高于养老利润”和“养老的社会效益高于养老的经济效益”三个前提。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中国要探索有本土特色的“低成本-高品质-广福祉”的依托社区、整合资源的现代化养老方式,即通过社区养老、助老服务实现多数老年人的“在地老化”之梦--安养、乐活和善终。     

政治竞争与财政分权决策:来自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证据

财政分权是许多国家推动经济发展与实现良好治理的重要政策。然而,学术界对中国财政分权决策过程研究较少,政府采纳财政分权政策的决定因素有待揭示。本文以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为案例,基于中国干部管理体制建立政治竞争与财政分权政策决策的理论框架。运用全国地级市数据分析发现,省内地级市间的政治竞争显著降低了地级市推动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扩散程度,但对是否采纳改革影响不显著。县域政治竞争强度显著降低了地级市在辖区内启动改革的概率和扩散程度,这一负向影响随着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时间趋势减弱。论文还讨论了上述发现的因果机制。     

清代涉坟土地的类型及流转原因辨析

坟地在中国传统社会有着特殊的意义。清代法律十分注重对坟地的保护,并严格限制坟地和红地的流转。但在民间,涉坟土地的流转大量存在。相对于清律的规定,民间实践在涉坟土地的类型和流转原因方面采取的是扩大主义,即涉坟土地的类型及流转原因都超越了清律限定的范围,其缘由或可归因于清代人口迅速膨胀所致的人地关系紧张等社会问题。     

秦汉律中有关的“谒杀”、“擅杀”初考

秦汉律中的谒杀即父母或主人由于子女不孝、奴婢悍主而谒官请求将其处死,擅杀即未经谒官而私自处死子女、奴婢。擅杀在家长拥有家族内部绝对权力的秦早期为非公室告,随着国家权力强化,擅杀演变为公室告并被处以较重的刑罚。至唐代,秦汉律中的谒杀演化为父母擅自处死有罪子女、奴婢的轻罪或勿论。唐律基本沿袭了秦汉律中擅杀的规定,并进一步详细区分了犯罪对象有无过错、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行为人与犯罪对象之间的身份关系三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