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

应否设立数据财产权是影响“数据流通和资源化”的关键问题。数据财产权论的支持者以洛克劳动财产论或市场激励原则为基础,主张现有制度对数据保护的不足将导致数据收集者动机受损和市场失灵,但以数据服务为核心的数据流通市场并未失灵。数据收集和处理者可以通过技术、持续更新数据等手段对数据事实上排他,并在限制性合同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下开展交易,收回投资成本。况且在制度设计层面,劳动财产论也无法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期限。若以算法和数据的关系作为数据配置规则的切入点,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可以实现经营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数据自由可以保障经营者具有开发算法的公平竞争机会;算法保护则又保障经营者从收集的数据中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二者的结合还能防范算法决策风险,成为算法治理的新方向。     

大数据时代反垄断法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路径

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权的受损呈现出规模性、隐蔽性和市场失灵性的新特点。“整合主义”、反垄断法的价值追求和公共利益理论为反垄断法保护个人隐私提供了坚实的依据。在我国,反垄断法对个人隐私权保护有其可行性。应明确反垄断法可以应用于个人隐私权保护,并阐明反垄断法保护个人隐私权的评估细节,确定反垄断法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法律责任。     

论和谐政府的存在依据及构建路径

从市场失灵到政府失败对建构什么样的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建设和谐社会必须首先构建和谐政府,构建和谐政府必须从政府转型、崇尚法治、营造行政文化等方面着手.     

我国公共政策失灵问题研究综述

政策失灵是世界各国共有的现象。我国学界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失灵的内涵、类型、成因、对策等,不断加深对政策失灵问题的认识。但目前政策失灵研究还存在基本概念界定不清、理论创新不足、视角较为狭窄、研究深度不够等问题。深化政策失灵研究,需要在学理上对其内涵进行清晰界定,构建政策失灵的分析模型;将政策失灵与政策过程相结合,将思辨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分析政策失灵的具体表现、内在机理、应对思路,增强政策失灵分析的中国特色和理论创新。     

我国非政府组织“志愿失灵”的原因分析

非政府组织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由于社会观念的落后、社会制度的不完善、我国非政府组织自身的不成熟性以及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局限性等方面的原因,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一直不能满足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存在着大量的"志愿失灵"现象。     

公共政策调整对优化公共政策制定的启示——基于我国产品免检制度变化的分析

三鹿奶粉事件从2008年9月11日开始就一直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而广泛的关注,虽然废止了关于产品质量国家免检的相关公共政策,但是,由于《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而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恐怕很难消除和弥补了。论文针对由"三鹿奶粉事件"所引发的公共政策调整这一过程,系统分析产品质量国家免检制度及其影响,总结出来对优化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启示,有利于完善公共政策制定并维护、保障社会公众利益。     

矿业的法律规制之正当性研究

政府规制是对政府经济的直接干预行为,因此,只有具有政府规制正当性的产业,政府才能进行规制。矿产资源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矿业开发具有垄断性以及国内供需矛盾以及国际形势,表明政府对矿业进行规制具有正当性。     

政府与市场：建构新型的伙伴关系——斯蒂格利茨经济学说中的政府理论评析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确定政府职能的理论前提,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不同主张,深刻影响着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和方法。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立足于美国的现状,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以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为分析前提,重新审视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论述,提出政府与市场之间应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的模式。本文试通过分析斯蒂格利茨的政府理论,对我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一些现实的借鉴。     

元治理理论综述

“元治理”这个概念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还比较陌生，它是由对治理的失灵的思考发展而来。因此元治理有四个内涵：（1）强调政府元治理主体的重要地位；（2）以复杂性视角解释失灵；（3）以政府层级、市场、社会网络三种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弥补单纯治理的不足；（4）非常重视失灵，以及回应与对策。在理论方面，元治理的这些新视角和新方法拓宽了治理理论的视野，提高了其解释和解决复杂治理问题的能力，增加了治理理论的活力。在实践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等原因，治理的对象和目标愈发复杂，治理难度增加，元治理对于我国治理复杂性问题具有很大的启示。     

金融危机视野下的政府角色定位——基于《监守自盗》的分析

《监守自盗》是一部对次贷危机成因、发展和破灭的过程作了非常完整诠释的纪录片。结合危机爆发的背景与成因,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和他们各自缺陷及双方博弈分析可知,转型期中国政府需要加强与市场的有效结合,做好市场秩序的监督者和维护者,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内部治理,实现政府角色的合理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