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侦查透明制度的建构

侦查是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我国侦查理论与实践长期以来奉行侦查保密原则。事实上,侦查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构造,理应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坚持侦查保密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主张一定程度的侦查透明,这是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侦查透明有其独立的理论依据和价值基础。要在我国实现侦查透明,必须相应地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     

简析美国的诱导性询问

诱导性询问,是指询问者为了获得某一回答而在所提问题中添加有暗示被询问者如何回答的内容,或者将需要被询问人作证的有争议的事实假定为业已存在的事实加以提问而进行的提问。依据询问者的主观意图不同和对证人控制幅度方面的不同,诱导性询问可以分为不同种类。诱导性询问规则是保证举证和质证有利于揭示案件真相而不是远离这些真相的一项重要规则。诱导性询问作为一种询问和质证的方式运用于美国司法审判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具有一定的价值。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德的关系

社会公德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制度合乎正义的安排与伦理建构。社会公德是公共生活的道德要求 ,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解决了公平与效率问题 ,另一方面又培育出社会公德的忠实遵守者 ,为当代社会公德生成、培育创造了条件。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断发展与完善之中 ,当代中国社会公德问题才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     

论信用制度的产权基础

产权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制度,最根本的措施之一是要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使我国的微观经济主体成为真正拥有独立财产的所有者或产权主体,并使我国所有产权主体的财产都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市场主体讲信用的能力问题、动力问题和压力问题,才能解决市场主体的长期守信行为,才能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发展相一致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秩序.     

论权利主体

权利主体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形态--作为权利主体的自我(公民)和作为权利主体的大我(法人).个人只有取得公民的资格,拥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拥有权利能力的指向物时,才能成为权利主体.大我是公意的人格化或人格体.在法人行使权利时,支配的自然过程与支配的社会过程必然发生分离.权利主体之间最基本的原则是:所有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权利主体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

刑事和解是犯罪者与被害者之间进行的一种协商 ,旨在被害者获得损害赔偿 ,犯罪者获得宽恕谅解 ,社会秩序得到恢复。辩诉交易是检察官与刑事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一种协商 ,旨在通过被告人承认犯罪 ,获得检察官向法庭提出更低的量刑请求 ,国家因此降低司法资源耗费 ,降低诉讼风险。两种制度的本质都是一种刑事法领域中的契约关系。     

浅析契约之底蕴

现代社会,契约愈来愈呈现出“利益”的姿态。契约从“手段状态”向“目的状态”的逐渐转变给契约之底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由、公平和诚信受到当前社会现实的严峻挑战,要保证人的生存和生活目标的最大实现,不断的审视这些价值理念实属当然。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观研究

亚里士多德以中庸为特色的政治正义观反映了其政治哲学的价值理念。他从伦理学“中庸至善”的基本思想出发 ,认为政治正义同样遵循着这一原则。“法律是中道的权衡” ,“中庸是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 ,“获得财物须以中庸和比例为准则”以及“品质为现实活动所决定”等准则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的基本理念和特色 ,代表了西方政治正义的原初状态。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观有其产生的现实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不当搜查对策体系析解

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美国建立了相当发达的不当搜查对策体系。不当搜查对策体系确立的基础是国家的诉讼价值取向及社会对“正义误差”的认知层次,正是确立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不当搜查对策体系发展和完善的方向。     

西方刑事和解理论基础介评

刑事和解被认为是在刑事诉讼价值多元化的理论指导之下,为了实现平抑社会冲突,实现对刑事被害人权益救济的一种的理论选择。被害人参与刑事和解的内心动因的理论基础是刑事和解程序所固有的恢复、平衡和为被害人提供一个叙说被害体验的空间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