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阶层化问题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以及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农民工内部已经发生了阶层分化,从上到下依次划分为准市民身份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的个体农民工、依靠打工维生的农民工、失业农民工、失地农民工这五个阶层。经济收入的差异是导致城市农民工内部发生分化的最直接、最本质的原因。农民工阶层化未来发展将呈现出城市农民工数量持续增加,农民工阶层在经济层面进一步分化,农民工阶层由基础的经济层面的分化进一步转向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分化,城市农民工的阶层流动从自发转为自为等趋势。     

保持高压态势 确保打黑除恶向纵深推进

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和环境依然存在,黑恶势力犯罪活动仍然比较活跃。在这种情况下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是积极应对黑恶势力犯罪新动向、新变化,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是坚决遏制黑恶势力向经济领域扩张,服务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坚决防止黑恶势力向政治领域渗透,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准确把握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出现的新动向,高度重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遇到的新问题,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充分认识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特殊重要性,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     

“数据安全法益”命题下虚拟财产犯罪的归责路径重构

我国当下围绕虚拟财产犯罪形成的数据犯罪与财产犯罪认定路径,在前提认知上缺失了对数据犯罪保护法益的考量,进而造成对数据的形式化认识误区;既有关于“数据安全法益”内涵的技术属性解读,无法证成狭义数据犯罪的立法价值,亦无法与传统法益相区分,需要在规范意义上重塑数据安全法益的内涵;虚拟财产借助“财产性利益”的抽象表达已成为杂糅数据与财产的高度含混的范畴,应根据数据体现的利益属性进行类型化限缩解释;围绕典型的虚拟财产犯罪,应在承认数据安全法益独立地位的前提下,厘清其罪数形态,摒弃竞合论的主张,同时,在财产犯罪内部证成“转移占有”的行为要素。     

德日“法益说”适应中国的“四维”改良

德日的法益说以违法一元论为主流,不区分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德日国家“刑法保护的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三者没有实质区别,因而是并列关系。而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存在表明我国的犯罪与一般违法严格区分,刑法位于法律体系的第二道防线,保障由民法、行政法调整所形成的法律秩序,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之间是梯次关系。所以,移植德日的法益说需要实现从并列关系到中国“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之递进关系”的转变。我国对德日法益说需要进行“四维”改良：保证刑法法益根源于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将被犯罪侵害的法益纳入国家整体法律秩序以实现“刑法法益”性质的转变;给刑法法益加入量的限定,即对刑法法益在质的基础上进行量的考察;为适应处罚预备犯和抽象危险犯,还需把刑法法益的内涵在“实害+具体危险”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到“抽象危险性”。     

论紧急状态下限制人身自由公共卫生措施的运用及合法性要求

在突发性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中,对传染病患者及病原体携带者实施强制隔离与治疗是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手段,但必然会引发个体自由权利与公共卫生安全之间的冲突.基于公共健康和安全这一制度利益在位阶与层次上的优先性,当可排除限制人身自由公共卫生措施的实质违法性,但仍需满足法律保留、程序正当和内容合法等约束条件.     

中世纪商人法继受罗马法探因

中世纪商人法的出现是中世纪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而罗马商法则是古罗马高度繁荣的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相似性、地理位置的接近、帝国永续理论的巨大威力以及罗马法学的繁荣等原因,中世纪的商人法明显地体现出对罗马商法的继受.分析中世纪商人法对古罗马商法继受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到法律发展过程中的相承关系.     

犯罪防治与和谐社会建构——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2006年研讨会综述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有效地预防和打击犯罪。2006年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围绕和谐社会的主题展开探讨,内容涉及犯罪学与和谐社会、治安警务、司法制度、罪犯矫正、刑事政策、跨国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本文对此次研讨会的有关主题进行简要介述。     

论恐怖主义犯罪的动机特征

犯罪目的与犯罪动机不同,前者通常决定犯罪的定性,而后者虽然对犯罪的量刑产生影响,但并不影响犯罪的定性。在西方国家的理念中,动机与目的并没有严格区分开来,两个概念的措词常常混用。鉴于此,如果以西方的实在法或理论研究为基础来探讨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则有必要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动机特征进行必要的分析。     

刘少奇法制思想探析

刘少奇法制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七点.这些思想的实施所经历的曲折,有三个主要原因.从这些思想和这些原因,可以得出至少五点启示.     

流量造假行为的刑法规制

司法实践中对流量造假行为存在定性困难、罪名适用不当等问题。为准确区分流量造假行为,使刑法规制更具针对性,应当根据流量造假行为的技术特征和危害对象,将其分为群控刷量类、虚假广告类、虚假交易牟利类和盗用CDN流量类。其中,后三类行为以他人的财产利益为侵害对象,应定性为相应的侵犯财产类犯罪。第一类行为以群控作为技术特征,往往涉及多种刷量行为,定性时不能一概而论。按计算机信息系统类犯罪规制时,必须符合“侵入”“非法控制”“破坏“”数据”等概念的可能含义,不应解释为指向所有不正常的计算机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