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学看女性的性屈从与主动

大众传播媒介传送的“社会文本”所再现出来的“女性形象”,相当程度地影响了社会大众对于女性相关角色的定义与认知。近几年来,在媒介中造成热门话题的女星写真集,其文本中所再现出的女性形象与性意识,是否能脱离男性观点的女性既有形象,而展现出一种女性主体的能动性,是主要的研究焦点。考量“风格”和“内容特色”两个条件,进行符号学分析发现,写真集中所展现出的女性特质与女性性意识具有4个特点:1.柔弱、迷惑无助、服从与被动的女人形象;2.被窥看的客体,以满足窥看者;3.文本里充斥着阳具象征物,女性在里面仍被视为性玩物;4.看似多元互异的女性风貌,其实大多是社会里既定的女性形象。文本里所再现的女性形象,正如反色情女性主义所说的,是社会里性别权力关系不平等的再现。     

浅论媒介与女性形象的互动关系

对女性问题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消除性别误解,树立正确的性别印象。这就需要用"性别误解"这一概念取代"性别歧视",目的在于变性别等级为性别差异。广告和影视作品中流露的"性别误解",强化或改变了受众的性别印象,而受众的性别印象又是媒介表达的动力和来源。在这个过程中,媒介起了强大的作用,因此也承担着主要的责任。性别误解不仅仅是女性自身发展的障碍,也阻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可以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促进女性性别误解的改变,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女性伦理文化的历史传统、近代转型与未来发展

女性伦理是性别文化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女性伦理文化以男权主义为其生成背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时至近代,中国女性伦理文化在西方思想和女权主义的冲击下,在中国社会自身发展动力的推动下发生了重大转型,从而也奠定了现代中国女性伦理文化的基本雏形。进入21世纪,中国女性伦理文化又面临着未来发展问题,何去何从成为中国女性伦理文化研究的新问题。     

西方男女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差异

男性作家笔下的女人和女性作家笔下的自己虽然同样描写女人,却有着不同的诠释。男人把女人看做附属品,她们的形象是理想化的,或是温柔的天使,或是邪恶的魔鬼,男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女人;而女人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中,不甘受命运摆布而逐渐反抗男权社会,她们渴望平等,要求独立,女性意识也随之日益觉醒,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学。     

女性人才参政现状与问题改进探讨——基于人力资源开发学的思考

女性参政是提高妇女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女性人才开发的重要途径,更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女性参政的发展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女性参政、女性人才开发仍受到性别、政策歧视、自身意识等因素的影响。社会需要充分认识女性参政的重要性,优化女性参政的社会环境;女性自身需要强化自主意识,增强参政的信心;家庭要对女性参政给予支持;国家需要在政策上为女性参政提供保障,加大女性教育和培训力度,健全女性领导干部培养选拔体系。     

生育新政加剧女性就业难?

2011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就女职工工作、产假和生育保险等问题广泛征求意见。此举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女性生育权的关注,也让一些人对当下普遍存在的生育难、就业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产生了新的担忧。     

女性领导力浅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性这一弱势群体正以崭新的姿态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并担任着管理者或领导者的角色。学者们开始把性别视角纳入领导力研究的主题中,女性领导力研究成为大家关注的课题。国内关于女性领导力的研究成果从女性特质、领导风格、女性领导力的客观优势、提升女性领导力的障碍因素以及提升女性领导力的对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基于性别角度的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初探

突发公共事件已经不再是偶发事件,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也成为过程管理,这就为以女性角度考量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提供了空间。运用女性管理的沟通、协调、关爱途径,有助于改进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方式;发挥妇联组织的平台和培训作用,有助于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格局。     

贵州威宁彝族“果”支系通婚圈变迁趋势研究

一般认为,社会越开放,现代化程度越高,择偶的范围就越广,形成婚姻的途径也就越多,婚姻男女双方出生地相隔距离也必定越来越远。①但是,居住在贵州省威宁县的彝族"果"支系,直到现在仍然普遍实行族群内婚制规则;而且,在现代社会日渐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通婚范围不仅没有扩大,过去20年来,该群体的通婚半径甚至呈现缩小化趋势。一、"果"普遍实行族群内婚制"果"支系群体从云南迁入贵州威宁后,在云贵乡马街附近定居下来,并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变迁逐步向周围辐射出去。目前,威宁境内"果"人口不超过4000人,散居在十几处聚居点,其中,云贵乡马街村是"果"最大的聚居区,该村共有"果"217户,占该村     

“五四”女性作家小说叙事伦理解析

"五四"时期女性代表作家冰心、庐隐、凌叔华的小说作品,在修辞叙事伦理的四个伦理位置动态互动中,呈现出不同的伦理维度:在"内容伦理"层次,女性作者认同其他男性作者反抗"父权制"和封建礼教的伦理观;而在文本"讲述伦理"的两个层次,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则呈现了"贴切"、"伪装贴近"、"独立"等等不同的伦理距离;在"读者伦理"与以上伦理关系在文本形式上,呈现了女性作者伦理、社会伦理与读者伦理从认同、交锋到彼此独立的不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