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战疫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来势汹汹。2019年12月8日,一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在湖北省武汉市发病,这是官方通报的首例新冠肺炎患者。随后,一场全国规模乃至跨国际的战疫行动迅速展开。但在这场疫情大作战中,也有一些诸如诈骗、造谣传谣、哄抬物价、拒不配合防疫工作等违法犯罪现象不时被爆出。在各类涉疫情案件中,妨害传染病防治、妨害公务、伤害医务人员、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等刑事犯罪现象,以及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等民事权益问题比较突出。     

“骗领”型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案件的侦查与认定——以侦办苏某福等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为例

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银行卡的行为属涉嫌构成《刑法》第177条之一规定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骗领的银行卡常常被用作电信诈骗及其他涉卡类侵财犯罪的作案工具,其与电信诈骗类犯罪有着极高的关联性;对"骗领"型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案件的侦查,必须正确理解刑法上对信用卡的界定,充分利用侦查资源,精确研判,多方收集证据,深挖犯罪,从源头上遏制电信诈骗等涉卡类侵财犯罪的高发态势。     

妨害药品管理罪危险犯性质的识别与判断

妨害药品管理罪保护的是生命健康和药品管理秩序双重法益。从该罪的立法目的、抽象危险犯设置的理由和法益主义出发,应认为该罪是具体危险犯。在判断是否存在“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具体危险时,可引入“中间项”,通过客观事实反映出作为构成要件结果存在的具体危险。通过“诱因—中间项—实害结果”的危险现实化关系,搭建起危险行为与具体危险结果之间的判断流程。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认定和适用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又破坏了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本罪客观方面是实施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行为,＂威胁＂和＂引诱＂的认定一定要慎之又慎;本罪犯罪主体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实践中多数是律师构成;犯罪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行为犯,因而必然存在未遂形态。要关注本罪的刑罚适用,免于处罚的情形亦不可忽视。     

论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之行为方式

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行为方式是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其中威胁是指辩护人意图以杀害或者伤害证人及其近亲属、毁坏财产、破坏名誉等相恐吓,对证人的精神进行强制,造成证人精神上的恐惧、心理上的压力和自由意志的抑制,从而使证人处于"不敢"抗拒的境地而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引诱是指辩护人以诱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为目的,采取金钱、物质或者其他利益的方法,诱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     

一起维权行动引发的妨害作证罪之辨

为维护企业合法的物权收益而获罪的现象尽管并不多见,但对公司老板的任何一次犯罪指控,都可能轻而易举的毁掉一家企业2008年的冬天对韩雪兴来说异常寒冷。11月6日,尽管窗外的成行树木依然挂满绿叶,但站在桐乡市人民法院被告席上的韩雪兴一直在微微颤抖。在接近3个钟头的庭审时间里,韩雪兴明显憔悴的脸上始终布满悲哀和无奈,     

扩张与限缩: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构成要件辨析——以妨害新冠疫情防控典型案例为基础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新冠疫情中针对妨害防控措施类传播疫情行为最主要适用的罪名,无论是最高司法机关的解释性文件还是疫情防控期间的典型案例都反映出司法适用的扩张趋势,对其准确理解和适用应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对主体、行为和危害结果进行必要司法限制、明确其过失的罪过形态,并在因果关系认定中引入疫学因果关系理论,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准确划定该罪的适用界域。     

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争议问题

此次涉新冠疫情犯罪,对刑法教义学提出了新挑战,使涉疫情犯罪教义学成为可能,同时带来非常时期刑事政策、刑法理念与规范等方面的争议。依法从严从重涉疫情犯罪之战"疫"刑事政策,并不只是量刑意义的,也涉及从严解释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区分中的实现,涉疫情犯罪的不法性在非常时间尚需进行个别化判断,并需要立足于义务冲突理论化解不法性等争议问题。《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界限上,没有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这会导致从严解释的政策意图落空。区分涉疫情犯罪之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标准,除传统的法理标准外,还需强化政策标准,并发展与实践"明确优先于不明确"的法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