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加强社会管理执行能力建设

社会管理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社会管理执行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的成效。加强社会管理执行能力建设,必须强化八个方面的能力,那就是人口管理与服务能力,就业服务与管理能力,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能力,公共安全的管理能力,生态环境的管理能力,公民权益的维护能力,社会保障服务与管理能力,信息网络的管理能力。     

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成因及治理

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实践环节,是将公共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尤为关键。尽管公众和政策制定者试图制定并实施最有效率、最能解决问题的政策,但实践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现象却屡见不鲜,严重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对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成因进行分析并试图找到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网络治理模式。     

规避执行法律识别机制的探索与构建——以类型化模式分析为基础

建立可操作的规避执行行为识别机制是目前突破执行规避、破解执行僵局的首要任务。类型化模式是分析建立规避执行行为识别机制的有效路径,规避执行可以分为主体规避、财产规避、滥用法定程序规避、其他规避等四种类型。在类型化模式的基础上分别梳理出可操作的判断标准和适用程序,并进行有效的责任追究,是破解规避执行行为的理想方式。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构建

当前“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当事人的积极性,影响到法律的公信力。欲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难题,必须将其纳入检察监督的体系中,而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民事执行案件实行有效监督既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实践基础。构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应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方式、程序等方面进行规范,并从立法上进行完善。     

既判力基准时后的“和解”——以吴梅案“和解协议”与执行和解为例

诉讼案件涉及的实体权利义务在诉讼过程中以及裁判生效后,都能够因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或其他事实发生变化.既判力基准时之后,案件的实体权利义务因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而变化,会导致判决记载的权利义务状况与实际权利义务状况的冲突.指导案例2号吴梅案中“和解协议”的内容,应当具有私法行为的性质,“和解协议”的成立并不消灭债之关系的同一性.债务人按“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债权人又申请强制执行的,我国虽然没有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但仍然可以通过回归实体法加以解决,无需类推适用执行和解的规定.同时,我国的执行和解制度本身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改进.     

街头官僚：基于国内研究文献的述评

将街头官僚置于街头官僚理论框架下,在归纳分析国内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街头官僚的概念进行辨析,并从街头官僚的本质属性出发,在“目标取向”、“行为取向”形成的框架之中,探讨分类可能、行为形成原因以及对其控制路径,在此基础上勾勒出街头官僚的边界,以推动该议题的规范化和深入化。     

省人大财经工委开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调研

本刊讯为检查《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8月13日至19日,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按照监督法的有关规定,对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开展中期评估调研。调研组采取听取汇报、实地查看、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围绕经济发展、科学教育、环境资源、民生保障等重要指标的实施情况,先后听取了省发改委、省旅游委、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等13个单位的情     

新农村建设政策执行研究——基于山东省枣庄市的调查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枣庄市的农村居民进行调查。了解农村现状,掌握农民的需求。以调查分析结果为出发点,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政策何以落实?——政策执行研究的源起、演进及主要理论

政策执行即贯彻、落实政策的活动与过程。政策执行研究经历了三代暨三种研究途径的演进,即第一代自上而下的研究、第二代自下而上的研究、第三代的整合型研究,每一种研究途径都形成了若干理论和研究模型。其中,对负责政策执行的主体——官僚组织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重点领域,埃尔默的政策执行组织模型理论和李普斯基的街道层官僚理论是其中影响较大的成果。关于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目前已大致形成了官僚制模型、政治动员模型和博弈模型三种理论模式,三者各有其短长,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补。     

政策驱动机制——纠正政策执行偏差的新思路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显然预防优于治理。本文试图通过构建一种敦促政策沿着设计方案预定规划行走的防范机制——政策驱动机制,将各种可能的偏差扼杀在萌芽状态,促使政策执行达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