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中国”意识的凸显与出使行记的文化呈现

宋代出使行记上承晋唐,既有早期行记“纪行”与“传人”的文本特征,又是源于赵宋王朝这个特定政治外交环境的产物。赵宋王朝先后与辽、金、元政权形成对峙,对外关系主要模式从“朝贡体系”转为“对等外交”,宋人的“中国”意识凸显。这种意识与文化认同植根于士人心中,形诸笔端。行记书写中,宋朝是他们心目中的唯一的“中国”,以此为书写视角,宋辽、宋金边界,被视作一种主观、文化的表述,地理的悬隔被赋予了“界隔夷夏”的文化意蕴。基于自身社会文化与伦理情感的影响,宋代士人对“异族”他者的展现,传递着他们敏锐的“夷夏”感知,承载着他们对“以夷变夏”的沉重焦虑与思考,并昭示出宋人以“华夷之辨”为标准的“中国”意识。行记中所呈现出的这种中国历史和文明内部的多元性、丰富性、异质性,给我们重新认识古代中国10至13世纪的文明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IT新传奇

读张爱玲散文《公寓生活记趣》,描写她在上海的日常生活。读到“我们的开电梯的是个人物”一句,忽然想到：原来这“人物”早已有之,我还以为是“潮语新词”呢!张是写人高手,她用种种琐碎小事,把这“人物”写活了。但从上文下理看来,张爱玲并不很贬低这开电梯的小“人物”。     

古代第一个被指“充满了铜臭气”的人

东汉时,一名叫崔烈的人,用500万铜钱买了个相当于丞相的司徒官职。一天,崔烈问儿子崔钧：“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崔钧如实回答：“论者嫌其铜臭。”这就是“铜臭”一词的来历。由此人们便以“铜臭”一词来讥讽俗陋无知而多财暴富之人。在《笑林广记》说：“天下物唯铜最臭,头衔乃铜钱所捐,谓之臭也。”     

捕鼠记（外一章）

记得在大陆时,曾经历过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消灭老鼠便是其中一项。当时是全国总动员,全家齐上阵,热闹极了。灭鼠都定了指标的,完成不了,有时还得罚款。于是,一时间,为了捕鼠,真是伤透了脑筋。     

楚国司法制度探微

１９８７年１月,湖北省楚国故都纪南城北的荆门十里铺包山岗二号楚墓发现了大批竹简,这批竹简记录了战国时楚国的司法制度,如受期制度、读告制度等等;同时这批竹简也为了解楚国的司法职官制度提供了重要线索。楚国的司法制度有很强的地方文化特色,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老有所养”不会是一句空话

2016年3月16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答中外记者提问.在谈到一些市县在靠贷款发放养老金时,李克强表示:“大家都有退休、都有需要养老的一天,这里我想做个安民告示,从全面长期来看,中国政府对中国公民保证养老金发放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去年养老保险收支结余3400多亿元,累计结余34000多亿元.我们还有全国的社会保障基金储备16000亿元没有动,同时还能划拨国有资产来充实养老基金.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老有所养不会、也绝不能是一句空话.”     

歌德与中国文化之缘

公元1749年,德国古典文学大师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出生于莱茵河畔如诗如画的法兰克福。歌德的家庭富足,父亲是法学博士,担任皇家参议官;母亲则是法兰克福市市长的女儿,美丽聪慧,酷爱文学艺术。正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歌德从小就受到优良的文化教育,学习英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并对文学、绘画萌生浓厚兴趣。1765年,16岁的歌德进入莱比锡大家研读法律,中途因病辍学,恢复健康后入斯特拉斯堡     

《圣经·创世记》中的女性始祖

《圣经.创世记》不仅是有关宇宙、生命和人类存在形式的创造过程的叙事,还包括了对家庭等级、男女关系等人类社会秩序的创造故事。在围绕着早期几位族长的成长故事的叙述中,几位族母——他们的妻子——的故事占据了不小的篇幅。在女性始祖生子的故事中,处于叙事核心的妻子/母亲们似乎不过是被一步步套上了一层功能性外衣——即为男性社会通过生育传承父系子嗣。她们的成功生子不但没有使她们生育能力得以彰显,相反,生育能力成为了评判她们道德水准的隐性标准,并继而成为一夫多妻制存在的天然依据。     

照相记

第一次给七奶一家照相的过程是这样的。五叔从屋子里出来小声对我说：说是给全家照,其实是为你七奶照,预备着,明白了吧？随后就回屋去了。     

临江楼记

历史上许多历史文化名楼,皆因诗文名篇扬名,如南昌滕王阁与王勃的《滕王阁序》,武汉黄鹤楼与崔颢的《黄鹤楼》,洞庭湖岳阳楼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些名楼大都沿江湖而建,因景观秀丽,引发历代文人墨客吟诵诗词歌赋,获得普遍赞誉,流传千古,成为人们仰慕的文化旅游圣地。地处闽西上杭的临江楼,则因毛泽东1929年在这里写过一首《采桑子·重阳》,脍炙人口,闻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