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企业内部承包制的演进与出路

施工企业内部承包制产生于工程实践并逐步发展而来,法律上经历了从否认到逐步认可的过程。本质上看它是公司承包制度在有资质要求的企业中的变通,这一制度满足了当前建筑业的需求,广泛存在于并还将在很长时间内大量存在于工程实践中;然而内部发包人的＂控权＂要求与内部承包人的＂放权＂需求之间的冲突、内部发包人监督监管义务的履行保障、内部承包制与挂靠之间的界限等问题不能有效解决,该制度将很难发挥出应然的效果。市场需求催生法律制度,正面引导这一模式的发展,划定内部发包人的监督管理义务与内部承包人自主经营权的界限,保证内部发包人监督管理义务落到实处,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论香港高等法院对“菲佣居港权”案的判决——兼论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法律效力

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在菲佣居港权案中,以所谓的普通法的解释方法,判决香港《入境条例》有关条款抵触了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的规定。香港法院的判决涉及中央与香港关系中的若干重要的法律问题:一是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刻意偏离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在有关的释法中明示的基本法的解释方法,香港法院片面地强调依所谓字面解释方法解释基本法也偏离了普通法惯用的对宪法性法律采用的目的解释方法;二是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第24条中有关通常居住的理解也是错误的,非中国籍人无法凭藉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的判决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三是应当正确解读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只有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才能建立起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释法方面的良性互动关系。     

原则理论与法概念争议

法理学中法概念之争的中心议题在于法律和道德在概念上是否存在必然联系,或者说法律效力和道德正确性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为了证立联系命题,阿列克西在其早先的原则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则论据,后者包括安置命题、道德命题与正确性命题。在逐一检讨了这三个命题的恰当性以及其与联系命题间的关联度后可以认为,原则论据无法用来证立联系命题。但这并不表示联系命题就必然失败,因为原则理论可以别的方式来证明它。法概念的争议是有关法律效力判准的争议,最终是政治哲学上的争议。     

利用QQ聊天工具委托彩票销售人员购买彩票的效力

【裁判要旨】利用QQ聊天工具通过彩票销售人员购买彩票的行为属于间接购买,在彩民与彩票销售人员之间形成委托关系。彩票销售人员接受彩民委托购买彩票的行为在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为有效,其代购彩票形成的彩票合同的效力也不因此受影响。QQ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使用时,必须有其他证据辅佐,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证据链,否则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     

婚约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婚约习俗在我国由来已久,现实生活中仍大量存在。我国现行立法对此却未作明确规定。鉴于因婚约而引发的纠纷层出不穷,我国的婚姻法或未来民法典有必要对婚约进行规范。     

知识产权排他效力论

知识产权排他效力是指权利人得以排除同一知识产品上内容相斥的权利设定或排除他人使用其知识产品而不予补偿行为的法律上的效果力。知识产权排他效力既是从法律效力角度区分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关键,也是认识知识产权支配效力与排他效力内在关系的关键。激励创新和明晰产权是知识产权排他效力存在的动机和原因,其深层理由更在于调和人性与物性之间的矛盾。知识产权排他效力理论在具体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获得反映和实现。基于知识产权基本理论体系建立和揭示知识产权本质属性的需要,应当从多层面、多视角强化对知识产权排他效力理论和制度化内容的探究。     

浅析对价行为对遗赠抚养协议效力的影响

当前我国<继承法>对遗赠抚养协议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导致司法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对"遗赠抚养协议"定性难、效力判断难的问题.对遗赠抚养协议的定性分析是效力判断的基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遗赠抚养协议.性质有必要作新的考究.本文将遗抚养协议定位为财产性质的合同、并指出法院可以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和基本原理予以解释和判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报》简介

<正>《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报》(简称《自治区政府公报》),是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主管、主办,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报室编辑出版,面向区内外公开发行的政府出版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地方政府规章签署公布后,及时在本级人民政府公报和本行政区域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在地方人民政府公报上刊登的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在政府公报上刊登的各类公文与正式文件具有同等效力。     

社会治理中的标准规制

当前的社会管理已经进入了“标准治国”的时代,标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为现代行政国家的硬件运转提供重要的“系统软件”。近期的一系列社会管理事件背后,不约而同都浮现出标准规制的问题。对标准的制定主体类型及其效力模式的分析表明,由传统国家立法机关主导制定的强制性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那些并不享有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和组织制定的非强制性标准虽没有直接创设新的权利义务,但这不意味着这样的标准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如何完善标准的制定程序及纠纷解决机制需要行政法的更多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