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疑“宪法司法化”——由“齐玉苓案件”引发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齐玉苓案件”的分析对一些学者在讨论该案时所采取的“宪法司法化”的思路提出质疑,首先,宪法司法化指称的对象并不准确,宪法条文中可以“司法化”的仅仅局限在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其次,宪法司法化是一个生造的概念,它既包含了违宪审查的味道,还有宪法诉愿的痕迹。从“齐玉苓案件”的本身性质来看,其中所涉及的真正问题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是否可以对私人间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提供救济,以及如何提供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在“齐玉苓案件”中所采用的直接适用宪法条文的办法是不足取的,德国学者提出的基本权利间接适用的学说值得我们借鉴。     

也论无效保证合同的确认与处理——兼评《担保法》第29条的有关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无效保证合同的确认和处理问题,我国担保法对此虽作了相应规定,但由于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在审理涉及无效保证合同纠纷案件时,法律关系相对复杂,尤其是无效保证合同的确认和过错的界定及民事责任的承担有一定的难度,本文就以上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保证期间探析

保证是会同担保的一种方式,保证期间是保证合同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出发,就保证期间的法律性质、约定保证期间的效力以及保证期间的法律后果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以期进一步完善有关的司法解释。     

美国人的宪法意识

冯俊杰在《漫谈宪法意识》一文中说，在法律的效力上，宪法是高于立法机关的立法。从而对立法机关进行限制，也能够对以投票决定的程序加以约束，所以成为公共事务和私人领域之间一个明显的分界。而宪法本身理所当然地不能被自己执行，也无法自动地约束人民。问题就出来了：宪法对抗暴政，当以名义上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威胁到宪法的时候。谁来捍卫宪法?古典宪政就有一个中心主题“对当局进行民主监督其本身并不能保证避免专制”，因为宪政本身也需要监督和维护。     

关于E-mail的证据效力和保全问题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 ,因E -mail引发的纠纷随之出现 ,并逐渐增多 ,因而各国开始重视电子证据的立法工作。我国诉讼法中没有把E -mail列为法定证据 ,但随着实践的发展 ,电子证据立法势在必行。司法实务中对于E -mail成为证据的条件要严格设订 ,同时要注意对于这一高科技证据的保全问题。     

行政规则及其效力外部化初探

行政规则是指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指挥权,为了规范行政机关的内部秩序或运作,对下级行政机关及其所属公务人员所发布的并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抽象性规定。其类型依据不同的功能可分为组织性规则和执行性规则。行政规则不仅具有拘束行政机关及其所属公务人员的效力,而且依据平等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组织性规则、解释性规则、裁量性规则与补充性规则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间接影响外部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效果。因此,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如果发现行政规则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法律的精神时,应拒绝对其予以适用;如果发现其是合法有效的,也应该在判决文书中予以援引。     

论未生效合同

未生效合同是指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 ,它是法律对合同的暂时性评价 ,是合同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未生效合同概念之生成源自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之区别。它包括四种类型 :须批准、登记型 ,附停止条件型 ,附始期型及效力未定型。它在合同效力体系中 ,应属于效力未定的合同 ,而不是有效合同等。最后 ,依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对未生效合同效力中最重要的相对人利益的保护问题进行了探讨     

法定先买权的性质及法律效力分析

先买权是指基于法律或合同的约定,在出卖人出卖标的物于第三人时享有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于他人购买的权利.约定先买权因基于合同的约定,只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不能约束第三人.因此约定先买权应主要遵循合同自由原则进行解释和处理纠纷.而法定先买权系法律基于一定的价值判断标准而规定的赋予权利人的一种特定的权利,同法定的其他制度一样,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当事人即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而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这种法定权利的性质和效力,因其是特殊的法定制度(对合同自由原则的干涉),也就有必要探究这种制度与其他法定制度效力上的关系问题,以期在私法实践中做出公正合理的审判.     

预约合同初论

预约合同的本质是契约。预约合同最早存在于买卖、使用借贷、消费借贷等个别契约之中 ,后被有些国家扩及于所有契约。不同国家对预约合同的立法模式不同。预约合同的成立与效力原则上适用一般合同的规定 ;违反预约合同侵害了一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 ,应承担违约责任。我国立法上应补充预约合同的规定 ,完善合同法。     

合法行政行为的撤回

杨登峰在《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4期撰文认为,行政行为的撤回（废止）与行政行为的撤销、吊销、终止等之间有本质区别,但常被人们混同。行政行为的撤回既非处罚也非纠错,更非行政行为效力的自然消亡,因此应遵循独自的原则和制度。在授益行政行为、负担行政行为中,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的地位不尽相同,有时甚至相互冲突,因而在设计撤回制度时,须对这两种行政行为采取不同的原则,设定不同的要件并确立各自的权力或权利行使和救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