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司法公开的解困与型变——以微博直播庭审为切入点

随着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互联网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获取讯息的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尤以自媒体的迅速崛起为显.自媒体以其独有的风采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司法公开作为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对民主、法治的需求.司法工作要想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就必须深层次地公开,而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与平台,使得司法公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自媒体与司法公开正经历着在冲突中不断前进,在前进中寻求平衡,在平衡中促进互动的过程.本文拟以微博直播庭审为切入点,探索在自媒体时代深化司法公开的路径,以期能够进一步突破限制司法公开的制度与实践藩篱,从而推动司法公开向着更高的进阶发展.     

作为中国制度变迁动力的政府间竞争

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且无法预见的过程。在新制度主义和制度演化论中,政府间竞争一般不予以讨论,但政府间竞争又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生成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机制。探寻中国制度变迁动力,应该把政府间竞争纳入分析框架。     

大国竞争视域下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多方面重要成果。同时,大国战略竞争持续加剧、乌克兰危机带来新的地缘政治冲击、全球与地区经济形势持续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中国周边形势正在经历深刻复杂变化。针对当下面临的诸多困难和挑战,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需做到与时俱进,在坚持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策略与举措、路径与方式的适当优化与调整。     

社交媒体与美国公众政治极化——基于ANES社交媒体特别调查的实证研究

公众政治极化作为当前美国政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不仅降低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延续性,也给世界经济与政治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围绕社交媒体是否加剧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争议,文章基于社会身份认同理论,提出了社交媒体通过公众身份认同的内群体偏好效应和外群体偏见效应加剧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研究假设,并利用ANES特别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主要有四点发现：一是社交媒体显著加剧了美国公众政治极化;二是内群体偏好效应在社交媒体影响美国公众政治极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中介机制作用;三是社交媒体对美国主流群体政治极化的影响更为显著,且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不能帮助公众有效脱离社交媒体的影响;四是公众政治极化提升了美国公众的对华消极感知,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外溢影响。研究回应了学界有关社交媒体如何影响政治极化的争议,弥补了既有文献对中介机制挖掘的不足,对于理解当前美国对华整体战略转型亦有一定的帮助。     

中美战略竞争与中国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大国关系是国际格局的重要宏观影响因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受其影响停滞不前,国际政治经济区域化趋势明显。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美国利用“离岸平衡”战略使亚洲地区合作处于离散、复合交织的状态,区域经济对外依赖始终较强,一体化发展远远不足。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下区域治理思想对当前区域化变革具有较强指导意义,其核心是大国驱动、多边合作以及完善的合作机制等。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是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核心表现。亚洲价值链区域化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国作用缺位和机制不完善。当前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日益提升,中国应依托自身对全球及区域治理影响,以及强大的市场优势,主动引领亚洲区域一体化,发挥大国对价值链生产端和消费端的驱动以及推进区域合作机制完善等作用,加快提升区域价值链的自主能力,不断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     

“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根据GDELT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能否改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基于2005—2021年“全球事件、语言与语调数据库”(GDELT)数据,采用多重、多期差分法(DID)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对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显著正相关;“一带一路”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赫希曼效应和贸易、投资的中介效应均会显著提升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和认同;“一带一路”与制度距离、文化差异、相互间的认知差异、外交立场距离的交互效应也会显著弱化这些距离变量对中国在东南亚形象的负面影响;“一带一路”对中美权力变化、中美战略关系和对中国威胁认知的优化、调节效应也会有效缓解、改善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困境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     

海权视域下印度参与印度洋安全治理：理念、路径与成效

自独立以来,印度就以掌握印度洋海权为其海洋政策的根本目标。为实现其海权抱负,近年来印度积极参与印度洋安全治理,力图借此扩大其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和军事存在,并排挤域外大国。为提升其海权,印度在与域内国家的合作中试图树立“友好警察”形象,强化其在印度洋安全治理机制中的主导地位,重点加大对印度洋地缘政治热点地带的安全治理投入,并利用区域安全治理限制特定大国的影响力,巩固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通过上述措施,印度有效提升了其在印度洋地区的海权,但其在安全治理中“夹带私货”的行为也对印度与部分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造成了负面影响。     

“国企条款”的历史演绎与法理逻辑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国有企业条款问题是中西方经济交往中的敏感点和疑难点,如今虽常被认为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定制条款,但实际上其由来已久。该条款诞生于“二战”后期英美两国创建多边贸易体制之际,成型于《哈瓦那宪章》。20世纪的国企条款旨在消除公权力带来的贸易壁垒,具有典型的战时性、妥协性与初级性特征;21世纪的国企条款则以“竞争中立”和“透明度”为主要内容,其完备性和强约束性显著提升。国企条款的历史演绎反映出其规范政府经济行为、加强公平竞争的法理逻辑,具有契合国际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要求的正面价值,不宜一概否定。解决好国企条款问题对于中国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具有决定性意义。     

元宇宙社交媒体应用的国际镜鉴：演进脉络、实践进展与发展趋势

元宇宙在社交媒体中的应用呈现出化身社交的场景特征并对用户生活产生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元宇宙社交媒体应用经历三维虚拟阶段、在线经济阶段、坊上去中心化阶段三个演进阶段,塑造了虚拟世界、镜像世界、增强现实、生活记录四大场景,已形成生活社交、商业社交、职场社交、游戏社交等四种社交应用模式。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元宇宙社交媒体应用显现出拟真数字场景提升社交认知、促成元宇宙个人IP、产制元宇宙文化消费奇观、加快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我国元宇宙社交媒体应用取得了初步成果,仍需克服技术架构、舆论生态、媒介依赖、数字鸿沟等方面挑战。     

全球数字治理挑战、制度竞争与中国方案

数字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数字鸿沟”不断扩大、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全球经济社会潜在风险不断增加、全球数字治理制度竞争等严重阻碍着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些挑战和风险亟须国际社会合作,加强全球数字治理。无论是美国的“数字霸权”还是欧洲的“数字主权”,都因基于私利而遭到国际社会的抵制。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国,中国坚持数据主权,大力推动数字技术发展,积极开展数字技术国际合作,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