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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厦大揭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是厦门大学响应国家"2011计划"、整合校内外优质学术资源牵头组建的,参建单位为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中心在组织架构、人员聘任、人才培养、科研管理、资源配置等方面全面实行创新机制。在科学研究方面,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优化配置人财物资源,建立三个单位一体化学术资源共     

公司章程自由与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协调

公司章程自由是实现公司自治的决定性因素,而公司法中的强制性条款的设定也是必要的。对＂章程不得违反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则＂的原则,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析,从而判定行为的效力。     

两种“概念”,还是两种“自由”——解读伯林的Two Concepts of Liberty

伯林首先是一个思想史家。解读他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所使用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主要是用以概括和考察以往政治思想史两种不同类型的思想家们对自由的理解,而不是为了直接阐发他本人对自由的理解。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字眼,在伯林这里分别代表的是对自由做不同理解的两个概念,而不是说有两种自由,或自由有两种。对于伯林来说,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一种自由的两个方面。     

反恐背景下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形态

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类杰出的制度创新,它结束了人类历史上的宗教迫害。在法治社会中,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形态呈现为：既受法律的保护,又受相应的限制。在反恐的过程中,基于自由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带宗教色彩的恐怖主义的特点,应当在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上,对宗教活动自由做进一步的合法限制,从而打击带宗教色彩的恐怖主义活动,保障国家、社会以及普通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能为大众读者接受的好书

我认真读了老友程中原主持下写出的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留下深刻印象。我认为，这是一部既有很高学术价值．义能为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读者所接受的好书．值得称赞。     

德国“留校任教授禁止”原则

19世纪中叶德国在实践中就形成了得到严格贯彻的留校任教授禁止原则,该原则在20世纪下半叶被进一步实定法化。按照该原则完成教授资格论文撰写者只有在例外情况下得以在本校任教授。该原则在2002年高校法改革之后有所变化,形成现在的强制流动机制,即博士毕业之后到最终被任命为教授必须要更换过一次高校。这一制度同时辅以强制的公开招聘原则。这些制度从根本上保障了学术流动性并杜绝了学术近亲繁殖。     

有第三条道路吗?——对自由主义和整体主义国家学说的质疑与修正

人因自由而成为能够打开各种可能性的未完成者,即能相互敞开自身、呈现自身的存在者,因此,自由的人必定能相互理解、相互承认、相互尊重而存在于共在中。这意味着,自由的人一开始就存在于某种伦理共同体里,而不可能有非社会的自然状态。同时,虽然人类一开始就存在于社会之中,但是,人类社会之为一种"社会"而不只是一种蚁群,则是因为这种社会是能够自由的个体展开出来的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能自由的成员个体先于且高于共同体。因此,一方面,国家不可能是直接契约出来的,而必定以伦理社会为其基础,因而国家负有伦理使命;另一方面,国家没有理由凌驾于成员个体的自由之上,相反,国家的首要使命就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与保障个体的普遍自由。     

“新四书”与当代经学的重建

<正>周予同先生有一个说法:"经学的时代结束了,经学史的时代刚刚开始。"虽然说是经学史研究,但周先生及弟子朱维铮先生对于经学基本是否定的态度,这很难说是客观、公允的研究。如果我们今天还是采用这样一种态度,还是周予同、朱维铮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自绝于时代、自绝于学术界,必将走进一条死胡同。姜广辉教授主持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课题研究前后历时十三年,《中国经学思想史》四卷六册终于于2010年出版,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这项研究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经学正名,为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的现状及构建

在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大背景下,公民的权利意识日渐增强,说明理由制度作为正当程序的基本规则对推动行政合作、提高行政裁量决定可接受性具有重要意义。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在我国的一些单行法律法规中有零星提及,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完善的体系。笔者在分析了我国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的理论研究现状和立法现状后,在构建我国的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分析。     

论学术不端行为的法律应对

近年来,学术不端行为愈演愈烈,这不仅是因为学术界急功近利,也是因为有关法律制度缺失、监督和惩治的力度严重不足.对此,必须用法律手段来规制,才能改变道德谴责的弱势效果.立足现实,治理学术不端行为的路径选择主要是依据我国国情,遵循特定的治理原则,健全法律规章体系、设立专门机构及确立科学的实体与程序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