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40年(1978-2017)：脉络、意义与图景

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已成一门“显学”,且对相关研究、安全现实与安全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40年(1978-2017年)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整体上历经了酝酿与显现、阐释与呼吁、反思与深化、建构与拓展的过程;研究内容丰富且不断出新,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类型;与国家决策的关系呈现“被忽视——边缘性——中心圈”的发展轨迹;研究驱动包括学理驱动、技术驱动、事件驱动、政策驱动和环境驱动;形成了涵盖组织机构、学生培养、知识传播、政策咨询和学术网络的制度化研究态势。在学术上具备了学派与学科的自觉,推动了安全思想的“范式转型”与“安全文明”的重塑,在政策上牵引着安全治理实践更加综合化与国际化。然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专业性、科学性、国际性不足,未来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在全球安全的研究格局、元问题与分析框架、理论体系与学派自觉、方法论与量化研究、议题深究与国际对话上有新的持续推进。     

非传统安全理论:概念、流派与特征

安全理论可分为传统安全理论、半传统安全理论和非传统安全理论。非传统安全理论的主要特征是其安全的指涉对象、主导价值方面与传统安全理论分道扬镳,反对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观和军事/政治安全观。同时,非传统安全理论在核心概念与理论逻辑等方面又各不相同,组成了一个多元化、松散性的理论聚合体。但其开放的边界、活跃的思想也正是其力量的源泉,这为今后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反思与批判——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大学派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两个重要学派:反思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两个学派具有不同的研究特点和研究方法,在一些问题上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分歧,但它们都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开辟了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方向.     

自然法与富勒

从西方法律思想的演化历程中,也可以看出西方法学家对于一些法理学的基本问题以及概念的认识的变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法学派中关于法律道德性观点也在发生变化。同时这些变化也在推动着自然法学派自身的发展。     

法治评估的开放空间:理论回应、实践样态与未来转型

近年来,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对于法治状态进行定量评价的法治评估实践。伴随着法治评估的方兴未艾,中国法治评估的发展也面临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转型。当前学界对于法治评估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规范法治观,是一种理念上的建构和抽象的思辨,在思维方向上坚持形式法治观与实质法治观的二元分析框架。规范法治观始终困囿于法治应该是什么这一本体式的循环追问,影响了法治评估客观性难题的破解和创新。实践法治观的提出,能够避免理论上的独断与徘徊,着眼于法治的实际运行和存在形式,在保证法治评估的开放理论空间基础上,实现法治评估的未来转型即本土化建构道路。     

学派视角下的国际立法科学性

国际立法的科学性问题一直受到较少的关注。在国际社会呈现结构性变迁的时期,这一问题对于构建国际新秩序意义重大。在国际立法科学性问题上,国际法学说提供了认识方法。不同的学说不仅反映了认识国际法的不同进路,而且包含了改造和发展国际法的若干方法。无论是自然法学派从历史资料、宗教教义中归纳国际法,还是实在法学派从国家意志和同意中演绎国际法,或是后来的批判法学派、法经济学派从质疑出发解构、优化国际法,都是对国际法规范认定科学化、立法科学化的有益探索。     

寻求普遍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项不可能的使命？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大讨论缺乏科学哲学的指引,陷入观点之争,形不成共识。诸多观点差异的根本分歧在于国际关系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自然主义者坚持社会世界的科学研究和社会理论的普遍性。反自然主义者则坚持社会世界的人文研究和社会理论的特殊性。在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争论中,自然主义者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特殊性(如中国学派)的提法,反自然主义者则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作者认为寻求一种既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包含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原因在于,理论产生包含理论建构和理论证明两个过程,理论证明遵循普遍性逻辑,理论建构遵循特殊性逻辑。理论普遍性体现在它遵循共同的证明逻辑,特殊性则体现在理论假说的创造上。由于理论假说提出是创造性过程,使得中国要素的渗入成为可能。中国人对问题的思考,必然带上中国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烙印,由此提出理论假说,经由验证而成为理论学说,最终将刻上中国印记。基于此,创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     

文化研究的理论廓清——《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研究》评介

文化研究思潮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传入中国,迄今已近20年、在这20年时间里,学界对于这股思潮的翻泽、介绍和研究层出不穷,相关论文和著作也屡见发表出版.然而,对文化研究在理论层面更深入,更系统,更详细地探讨却是近年才开始兴起的.杨东篱博士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通过对文化研究重要源头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的梳理,探讨与反思了文化研究在学理层面的核心问题,细致地描绘了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图景,厘清了其复杂的文化观念,揭示了伯明翰学派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深刻的内在关联,并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给出了立体客观的评价.     

刑事程序视野中的人身危险性问题研究

人身危险性是随着刑事实证学派的兴起而产生的,并在刑事实体法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人身危险性在刑事程序领域中的适用仍没有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在刑事程序的视野下来研究人身危险性问题将会给人身危险性理论自身的完善起到推动作用,构建以人身危险性为中心的犯罪预防体系,并将其与刑事司法体系区分开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巴黎学派”与批判安全研究的“实践转向”

哥本哈根学派和阿伯里斯特维斯学派提出安全是由语言建构的,引发了批判安全研究的语言转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安全并非总是由特殊时刻特殊人物的特殊言语行为建构的,理解安全建构的过程还需要超越语言研究框架。巴黎学派借鉴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对后冷战时代尤其是后9·11时代下的欧洲安全实践进行反思,认为安全是‘不安’管理专家造就的。不安管理专家从自身的惯习和位置出发,在场域信念的影响下进行安全实践并形成安全场域,由此建构安全的内涵。安全实践通过形成筛选监视机制对全社会进行不安治理,不仅造成安全与自由两大社会目标之间的失衡,也没有带来真正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