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五次学派争论及启示

在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共爆发了传统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跨国主义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反思主义与理性主义五次学派争论。争论既有尖锐对立、不可通约性的一面,也有着相互渗透、互相融合的一面,既展示了学科中的分歧与对立,也在理论观点、学派建设、方法论等方面为国际关系学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促进了学科建设。更重要的是,通过学科争论逐渐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些基本共识,这些共识不仅推动了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的进程,也是今后国际关系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论中国外交文化中的“礼尚往来范式”

从“关系性”这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背景知识角度看,中国外交文化中存在一种“礼尚往来范式”,基本含义源于“礼尚往来”的经典智慧和“礼和天下”的悠久经验,但在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中遭遇挫折。新中国建立初期,“礼尚往来范式”被赋予崭新的时代含义,包括外交观念和实践中的“对等斗争”“平等互利”“同等尊重”,又在改革开放后增添了“礼法互鉴”的附加含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礼尚往来范式”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逐步实现了思维方式、表达形式、行为模式的有机结合,运用方式是“过程式对弈”“领域间互惠”“文明型共生”,主要特征是“重联通”“保增量”“促大同”。应加强对“礼尚往来”等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研究,有助于更好理解和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外交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科学的治史理念为感知和评议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改进的方向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思想理论资源。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角度,重新透视《党史》二卷的外交史叙事,更彰显了“胡绳学派”及其治学思想对于促进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健康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意识成长及中国学派前途

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本国意识,有一个局部发育、整体性自觉(强化)、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发展过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意识发展的重要转折期,由发育期进入整体性自觉时期。世纪之交的中国理论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理论系统化的学术努力,产生了多方面的后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中国学派"概念的提出。从中国意识,到中国理论,再到中国学派,这是一个递进向前的逻辑。将关系性这个概念作为中国学派建构的本位,是建立既符合中国特色又有时代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努力,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中国学派提出的过程中,出现了较多有影响力的理论假定,其中体系程度较高、参与讨论范围较广、地域性较强的三个理论流派是道义现实主义、共生理论和共治理论。建立和发展中国学派,有必要建设一套相互间密切联系的概念群或概念体系。关系、共生和共治等概念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未来的中国学派建设,关键要在整合、抽象、国际化和创新等方面下功夫。     

构建“中国学派”的观念困境:基于比较视野的分析

构建"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歧见丛生、远未成型、前景未卜的话题。即便如此,对于其已经表现出来的具有较大影响的观念基础进行反思并不为时过早。通过从两个角度对"中国学派"背后所体现的观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学派"面临的观念困境在于:如果我们批判西方作为深层差异之外在表现成果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会株连到该内核的其他优势方面?在主张中国观念价值的同时,如何避免其潜在的弊端与危害?在中国社会改革持续深入的背景下,只有在社会改革的进程中实现了文化、文明和思想层面的崛起及民族精神革新之后,才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提供思想的活水源头。换言之,对理论的建构者而言,与其循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弊端而思考建构理论,不如立足于思考中国民众所面临的问题——关于如何塑造强大的积极的个体、如何保持民族持续的发展和进步,进而思考我们理想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虽然看起来与国际关系理论相去稍远,但却能够保证理论应用的品质及其价值维度。     

“白寿彝学派”学人的理论追求

"白寿彝学派"是以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1909—2000)为领军人物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人群体,当今主要由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构成。这个学派在学术理念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史学理论。他们在治中国史学史的过程中有着强烈的理论追求。他们坚持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重视挖掘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中的理论内涵;重视史学史研究中史学方法论的改进、提高,善于转换研究思路和视角;在史学史的研究中充满现实关怀,积极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这些优长使该学派在当今史学史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     

评注法学派的兴盛与危机 一种基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考察

13世纪中后期欧洲的法学家面临着一个迫切的任务,即考察他们的知识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回应"法学的科学性"问题。另一方面,法学家又必须在实践层面上回应欧洲"共同法"的统一性与"特别法"的多元性之间的矛盾。恰逢其时,两位法国法学家,即拉维尼的雅各和贝勒珀克的皮埃尔建构了不同于之前(波伦亚)注释法学派之方法和理论的"新法学"。意大利学者皮斯托亚的奇诺将该种方法与法学理论引进意大利,从而建立了评注法学派。巴尔多鲁和巴尔杜斯等人共同推进评注法学派的发展,使之达到鼎盛时期。然而,评注法学派像他们之前的(波伦亚)注释法学派一样,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方法上均存在历史所赋予他们的局限性,甚至可以说其中潜藏着自身不可克服的深层危机。     

林东城“义利观”与明代新“义利说”

儒家"义利之辩"是儒学的核心学说之一。从孔孟延续至明代,对士和士大夫阶层而言,一直奉行"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相对立的"义利离"之思想宗旨。林东城的"义利观"从"道殊相济,趋利义行"出发,遵循"尚义好礼,以义主利"的原则,进而认为"义利之辩"是"君子进德之几",若能"知止之几",足以"励世廉贪"。林东城是明代新"义利说"的重要代表,突破了传统义利观"义利离"之旧说,由以"士和士大夫"为立教对象转向对"四民"立教,由"义利离"转向"义利合"。士商"异业而同道",士与商社会阶层的交互影响,促进了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对明清儒学的内在转向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科学的历程·人物·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72年-公元前497年）,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天文学家,发现毕达哥拉斯定理,创立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后世影响极大.     

新自由主义的警钟:资本主义的空想与现实

法国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写了一本新书《21世纪资本论》,震撼了陷于大衰退中六年至今难以自拔的西方世界。他批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正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经济自由化,反对中国独立自主的产业政策,主张放弃中国道路转向美英模式的主要理论依据。所以,他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间接涉及中国国内关于坚持中国道路还是仿效美英模式的争论以及中国深化改革的方向,值得人们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