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法》中的“国家安全”概念

现代"国家安全"概念由美国李普曼于1943年提出,后来不断被修正。我国《无线电器材管理条例》(1955)最早出现国家安全概念,1982年《宪法》对国家安全有明确规定。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思想,丰富了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细化了国家安全领域。2015年新《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立法指导思想,兼采"状态说"和"能力说"。在法律层面认知国家安全概念,需要整体理解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国际安全等任务,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厘清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保障体系以及公民、组织的义务权利。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警卫工作应对策略

面对国际国内各种新形势和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全方位维护国家安全指明了方向。警卫工作将在这一新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直面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积极探寻紧跟时代发展、适应时代变革的应对之策,着力"一大战略、两大战场、三大战术、四大战力、五大战法"的前瞻性战略部署,在抵御各类风险挑战的过程中,确保警卫安全万无一失,全力维护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     

公共安全管理需要确立新思维

<正>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11种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传统国家安全观、     

观念认同与地区秩序建构——兼谈中国新安全观在建构东亚秩序中的作用

观念认同对地区秩序建构有着重要意义。观念认同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或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在地区秩序建构中起到了"路线图"和"粘合剂"的作用。地区行为体之间的观念认同决定了它们互动的形式和态度,界定了地区秩序的自我属性,框定了战后地区秩序的建构原则,因而成为建构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首倡的新安全观与东盟主张的地区规范产生了积极互动,推动东亚观念结构由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进。     

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非线性安全分析

从系统论、生态论的角度看,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系统具有非线性、不确定性(模糊性、随机性、离散性)等多重特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同时面临线性和非线性安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面临的非线性安全重点经历了从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到总体安全、系统安全的演变,系统需要应用非线性策略来应对非线性安全。     

捍卫藏区国家安全坚决遏制达赖分裂集团兴风作浪

如何牢牢掌握藏区反分裂斗争主动权,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藏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维护藏区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解决藏区面临的特殊矛盾;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民族团结;通过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发挥藏传佛教的积极因素;揭露达赖分裂集团的分裂图谋,认清达赖分裂集团的本质;加强藏区干部队伍建设,奠定藏区反分裂斗争的基石。     

“一带一路”战略下西部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基本特征分析——以陕西省部分高校为例

西部高校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呈现出"强弱面并存"、"优劣性参半"的显著特征。当前应以《国家安全法》为依据完善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机制,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拓宽教育思路,丰富教育内容,培养大学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多管齐下,引导西部高校学生积极关注国家安全环境、安全政策、安全动向;采取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大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意识;切实重视"一带一路"战略的宣传,使大学生熟知其内涵与内容、了解其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安全风险。     

导读

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不稳定不确定风险上升,国际安全治理存在诸多缺失,国际安全秩序受到考验和冲击。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少将唐永胜在本期特稿《在世界变局中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中指出,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因势利导实现开放条件下的国家安全,强化底线思维积极争取战略主动,通过战略创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三重维度

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主阵地与主战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总体安全的维护、党执政合法性的巩固以及民族复兴伟业之实现,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至关重要。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严峻复杂,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任务艰巨繁重。我们需要借助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分析框架,精准把握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的高度,探讨新时代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