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公文繁荣原因初探

宋代公无论从数量、名篇还是从作队伍来讲，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公的繁荣，与其崇抑武的国策和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科举考试取士数量的增加密切相关；同时，与人士大夫的精神和整个社会思潮的嬗变也密切相关。北宋和南宋长期存在的竞争和派系斗争，使人以论事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对以化事、长于说理、重实轻虎的公风格的形成和对公的繁荣和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海南贬客与他们的诗

＂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宇宙洪荒时期,天空有缺,女娲炼五色之石补天。宋代苏轼流放海南,在儋耳山的道路旁边,所见尽是＂补天遗＂的石头,写下了这首五言绝句,诗意深远。道光《琼州府志》载,自隋唐至宋元明历代＂谪宦＂、“流寓”海南者共66位之多。这些人不正是“补天遗”的“道旁石”么？     

蓬莱记游

几回梦里游蓬莱,今天终于到蓬莱。足至胜地,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彩色牌楼上的两副对联,一副为著名书法家刘海粟88岁时的挥毫:"神奇壮观蓬莱阁,气势雄壮丹崖山";另一副则出于左手书法家费新我的手笔:"碧海仙槎心神飞越,丹崖琼阁步履逍遥"。再仰首看,大门蓝底横额上有"人间蓬莱"四个金色大字,鲜艳醒目,为宋代著名词人苏轼所书,写得酣畅有力,气势非凡。我们游兴颇高,拾级而上,盘旋而行,说笑间来到了蓬莱阁。据介绍,蓬莱阁始建于北宋,明清又扩建、修葺,是规模宏大、布局独具一格的古建筑群。它由蓬莱阁、吴祖殿、三清殿、天后宫、龙王宫、弥陀寺等殿宇组成,统称蓬莱阁。阁、殿、宫、寺,参差错落,浑然一体,气势磅礴。蓬莱阁的举世闻名,不仅因为它位于如诗似画的丹崖山巅,更由于它与"八仙传说"结     

宋代经济领域中的告赏立法

立赏告奸作为鼓励吏民揭发犯罪的手段,早在商鞅变法时已经出现,其后历代多有此类立法。而宋代的告赏立法,不仅适用于刑事犯罪,而且对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中的犯罪亦广立告赏之法。仅此项立法,在宋代已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法域,成为古今中外实不多见的一种法律现象。     

一江春水向东流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鼎盛时期。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先生说：“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在五彩斑斓、摇曳多姿的文化丛林中,起源于民间的曲子词,     

宋代“文统”观论纲

宋代是我国古代文统相对独立、健全、发展的时期 ,它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 ,宋初到欧阳修主盟文坛期间 ,文道之争十分激烈 ,文行之士倡文道兼崇之论 ,受到道学家的排斥 ,但文统终于独立 ;其二 ,苏轼主盟文坛后 ,苏门中人的“道统”意识较前人趋淡 ,而于文章之学、不同文体的体性特征等认识日益充分 ,是“文统”健全的关键时期 ;其三 ,南渡以后 ,“文统”相对独立 ,“文”、“道”关系不再为“文统”论者所关注 ,“文统”内部矛盾更趋明显 ,体性观与派别意识等不断加强。它不仅影响宋代文学的创作和理论 ,而且使古代文学史观实现了从质文代变向文体正变的转变 ,很大程度上规范着此后文学的发展 ,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宋代白话小说研究百年述略

1912年以来的百余年,宋代白话小说研究在文献考辨、源流清理、文体探讨、叙事分析、文化阐释等多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在篇目考证与叙录、文本整理与汇集、话本选编与注析、话本渊源及性质研究、文体特性研究、艺术特征分析、叙事模式研究、时空设置探讨、市民色彩和世俗特质阐发、人物形象诠释、小说史价值和影响研究等多个具体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抚今追昔,宋代话本小说研究要有新的开拓,可以考虑在叙事分析、文本接受等方面精耕细作。     

论宋代对官吏私权的法律限制

为了防止官吏行政权力的滥用,在私权制度高度发达的宋代,法律对官吏的权利进行了系列限制,具体表现在购买权、贩鬻权、借贷权、婚娶权等私权的限制上。其私权的限制具有范围广泛性、职权相关性,违规处罚严重性等特征。宋代对官吏私权的法律限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强化公权、保护国家利益,保障民众私权、缓和社会矛盾,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等重要作用。     

朱淑真之死

朱淑真（约1135～约1180）,号幽栖居士,宋代女诗人。祖籍海宁（今安徽芜湖市）,后来定居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现存《断肠诗集》、《断肠词》传世,为劫后余篇。朱淑真的诗词清浅流丽,真挚感人,后代文学家推崇备至,把她与李清照相提并论,堪称宋代的“词坛双璧”,朱淑真是宋代继李清照之后又一位卓有成就的女文学家。     

宋代民间物权关系的家族主义特征

中国古代民间物权关系随着各个时期宗族组织形式的演进而呈现不同的时代烙印.宋代宗族组织呈现了两极运动的发展趋向:民间宗族组织继承了唐末五代政治冲击后遗留的小家小户的分化趋势,而宋代在新兴士大夫阶级和皇帝提倡下又出现了聚宗收族的历史潮流.民间物权关系作为相应的法律映象也呈双向发展:小规模家庭成为民间物权关系的普遍性主体,其民事主体资格得到法律认可,表现为其私产处分权自由度的提升,而传统的亲邻优先权必然随之弱化;另一方面,族产作为重建宗族、维系族众的经济核心,法律亦相应增容了族产的形态类别并对其增强了保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