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绘事后素”到“制度文明”

目前对《论语》的各种注释版本中,对"绘事后素"的注解有两种大的分歧,一则为"后于素",一则为"达于素"。笔者支持"达于素"的观点,引申出"止于素"的内涵。儒家由"情本体"到"礼治观",呈现鲜明的观念序列:性^情情^礼礼^仁。由对个人的道德规范到对社会的组织规则,是先秦制度文明的体现,表现为"礼义"仁。由对个人的道德规范到对社会的组织规则,是先秦制度文明的体现,表现为"礼义"^"礼制""礼制"^"礼治",于今天的制度文明建设很有借鉴意义。     

试论中国传统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传统核心价值体系是一种以宗法为本位,以道德为主导,以事功为要求,以和谐为理想的价值观念体系,它先后经历了从原始社会至夏商周三代的起源、春秋战国时期的孕育,最终在汉代经由民间文化整合与官方制度推崇双重合力的作用而初步形成。     

消解殖民话语、宗法威权的上海娘姨叙事——张爱玲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细读

《桂花蒸阿小悲秋》是张爱玲的成功作品,以往的解读偏离了其真实意涵。张爱玲通过对来自宗法乡村的上海娘姨丁阿小的琐事、感受、体验、品性及其与主人、丈夫、儿子、同伴关系的细致叙写,消解殖民话语、宗法伦理的权威,也展示在沉重的现代都市生活压力下女性生存的卑微与琐屑,却依然不失自尊、责任感和向好之心。这是张爱玲在其独特的人性悲观体验下,对女性生存价值的无奈求证,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的“关键字”

通过阐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有关"君"、"臣"、"法"释义说明"关键字"在中国传统法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并对法、律、礼、法律、法治进行解读,认为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现代的法治发展应该从传统法的精神——礼治中汲取有益的成分。     

古代儒家法律思想的合理内核及其影响

古代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合理内核是:宽民惠民的重要思想,重视教化的教育预防作用,礼法互补,息诉等强调通过自我完善来达到社会的和谐,主张"德主刑辅"。这些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初探

尽管我国古代没有明确提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但“恤幼”思想和宗法伦理却如现代的刑事政策一样, 直接影响着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在“恤幼”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古代法律在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诉讼等方面对犯罪未成年人给予一定的特殊照顾。同时,为了维护家族内部的“尊卑有序”,宗法伦理要求对违背家族内部等级秩序的行为予以严惩,据此,我国古代法律设立“不孝”罪、“准五服以治罪”等制度,它们虽不仅仅指向未成年人,但却是古代未成年人特定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准则。     

古代礼法结合的治国思想及启示

儒家坚持以“礼”的基本精神——“亲亲”、“尊尊”为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法家提倡法治,强调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公正的准则,强调法的权威性和约束力。经过历代儒家学者与统治阶层的不断补充和发展,礼法结合成为西汉以降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这种独具特色的治国理念,为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走出道德全能主义和法治万能主义的误区,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可资借鉴的资源。     

法律信仰：朦胧而真切

伯尔曼那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名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无数法律学者所引用，并似乎受其启发而突然为中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知法犯法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找到了恰切的解释——中国人缺乏法律信仰，并进而从不同角度探寻缘由：从经济状况看，商品经济的不发达，抑制了中国人     

试论古代法与传统法的关系——兼析中西法传统在近现代演变中的差异

本文通过对“法”的概念的阐述,论证了“古代法”与“传统法”的区别。作者认为古代法是静止的、并已经成为历史的不可更改的客观存在。而“传统法”则是人们对以往过去了的法律及法传统的理解和解释。因此,传统法是古代法与现代法之间的桥梁,是流动并仍在不断变化着的。甄别古代法与传统法之间的关系,其学术意义在于追求历史的真实并对法的演变规律进行理论探讨;现实意义在于自觉地把握传统法对现实和未来的影响,以便有意识地“激活”传统法中的有益因素,使法律更完美地体现优秀的民族精神。     

自崇礼到重法（下）——以先秦士阶层“得君行道”观念为视角

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君、师分离,士阶层出现,“得君行道”观念随之产生。孔、孟认定道尊于势,不能得君,则以明道自任,道即为赋予礼以内在道德上的根据,彰显其仁心,其治道之重心在礼。战国中晚期,“势”观念勃兴,尊君思想张扬,荀子在“道”与“势”之间游移,因要尊君,遂将礼外在规范化,在治道上礼法并重。战国末期,成为思想界主流的法家,将尊君推到空前高度,因得君之切而牺牲了行道之实;因尊君而尚法,其法治沦为君主“治”臣下和人民的工具。先秦时期,士阶层从强调“行道”逐渐转向“得君”,与治道从“重礼”向“尚法”之演变大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