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特权集团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官僚特权集团是研究苏联剧变的重要维度,它在苏联剧变整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阶级》一书对苏联模式在苏东的实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将掌权的官僚集团称为新阶级。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实质上就是指官僚特权阶层。虽然对官僚特权集团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有不同的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存在严重破坏党的先锋队形象,破坏了党的政治合法性;也成为改革苏联模式的的障碍和阻力,阻碍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可以认为,苏联特权集团的利益取向直接加速了苏联解体。     

论创新时代中的组织创新

全球化、后工业化把人类引入一个创新的时代。因为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所以需要通过创新去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的组织化,人们是通过组织去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既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社会的呈现方式。因此,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切创新活动都会发生在组织之中,会以组织创新去推动社会变革。组织创新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行为层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方面;其二,是模式创新,即创建新型的组织模式。行为层面的创新在官僚制组织中也一直存在,但时常受到官僚制组织模式的约束和限制。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属于模式创新。一旦我们建构起合作制组织,行为创新将不再受到任何限制,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创新。     

苏东“异端”社会主义者的反官僚化思想

异端社会主义者是苏东国家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对苏东官僚集团的批判对我们认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有着特殊意义。异端社会主义者的论说大体有两类:特权阶层论和新阶级论。他们的思想也有共通之处,即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思考苏东国家的官僚化问题,都视高度集中而缺乏制约的权力为官僚化现象产生的根源,也都认为苏东国家在消除官僚化现象后应该走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     

书记“暗访”式考察之惑

一旦政治体制存在有规则有责任之名但无规则无责任之实的情况,不仅导致政治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出现运行不畅、流于空转的危险,而且导致降低执政党和政府合法性的危险。因此,即使现实生活中书记暗访的绩效很显著,也不能成为一种常态     

爵位官位的历史沉浮

官本位是不是可以视为所谓君主专制的产物?换言之,官本位究竟是一种历史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还是君主专制下的畸形产物官与爵的沉浮西汉时期,人们最大的追求是获得封爵而非官职秦代建立了帝制,百官都必须向皇帝效忠,而且百官处理的一切事务都由皇帝行使最终的裁决权。不过,秦代建立起的这套官僚体制,到了西汉初年,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周代传统的影响,汉初功臣们     

后新公共管理视阈下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研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为了弥补立法的不足以及提高行政效率.但是随着街头官僚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增加,其所带来的问题和弊端也开始显现.从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视角分析当前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制约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对策,以期待规范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和运用.     

治大国者先治吏

在中国历史上,为使官僚阶层能践行圣贤之道,端正权力行为,为老百姓做个好的道德榜样,实现以德治国目的,往往使用教育感化或严刑峻法的手段。历史经验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积淀深厚的大国,社会倡导的主流道德价值能否实现,能否真正起到以德治国和化育万民的作用,官员阶层的公正廉明是关键,官员的道德高度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的深刻历史内涵。要说中国社     

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论“效率”与“民主”的行政学博弈

效率与民主及其关系的问题是经典社会学难题 ,同时也是公共行政学的难题。不管是在“效率至上”的传统官僚制时代 ,还是在强调“社会公平、民主”的后官僚制时代 ,“效率”和“民主”一直是行政学关注的焦点。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这一范式转换就是“效率—民主”的博弈过程。尽管两者矛盾的最终解决还存在实际的困难 ,但是现代公共行政学的实践变革为我们提供了“希望的曙光”。     

当下人事管理前提问题检省

建立在科学管理基础上的人事管理存在诸多前提预设。前提预设直接影响或决定着人事管理对策的选择。受科学管理思维的影响,当下中国的人事管理在前提预设问题上存在诸多需检省之处,即:人事管理功能定位问题;人的人力资源化问题;人性假设问题;专业化分工思维问题以及人事管理对象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