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基于S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

中国行政体系和治理机制正在经历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随着中国官僚系统向精确性和规模化发展,运动式治理被重塑为更为精密的目标责任制和绩效考核等表现形式,以"任务驱动"作为新的动员模式而得到精细化的发展,表现为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论文呈现了S市市监局及其下属L分局和Z监管所在"清无"专项行动中互动过程,展示了在目标责任制和惟上负责制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运动式治理走向常规化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多重逻辑。文章认为运动式治理在政治官僚制的制度背景下将逐渐被科层消解,失去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呈现出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作为政治官僚制下的产物,"常规化"的运动式治理不能也无意使治理效果达到帕累托最优,运动式治理最终将会逐步走向"内卷化",而非走向制度化的"常规治理"。     

从官僚制的“理想”与“超越”谈组织变革

官僚制以职责分明、层级节制、合理分工的特点适应了近代公共行政的发展,是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然而,这种组织结构设计,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弊病.这些弊病既是旧时代终结的象征,也是超越官僚制取得新发展的机遇,为未来的组织变革标明了方向.     

大部制改革与权力三分

大部制改革既要解决组织的结构问题,也要解决新的结构的运行问题。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分离以及相互间的制约和协调可以同时体现在结构和运行两个层面上。文章在回顾、分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权分离的基础上,指出大部制改革的实质是对韦伯式的官僚制的改革,是改变政府的DNA。     

现代官僚制的重构:中国干部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干部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一个从革命性集团到现代官僚制的转型。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和原有政治体制的相对稳定使得中国的干部体制呈现了一种新旧体制共存的双重特征,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僚制度。向现代官僚制的进一步转型有赖于市场经济的进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     

论政府从官僚制向合作制的转变

20世纪后期以来,对官僚制的批评此起彼伏,然而,用什么来替代官僚制?一直没有作出成功的探索。其实,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生产和社会治理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时期中,造就了辉煌的历史性成就。但当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以后,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官僚制组织不再适应这样一个个性化时代的要求,致使对它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背景下,人类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也应当是合作制组织。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现实中各种各样的迹象都表现出了对合作制组织的渴求。     

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公共行政变革的生态学解析

本以全球化为背景，以行政生态学为分析框架，集中探讨了全球化趋势对政府公共行政的挑战和需求，梳理和总结了当代西方国家政府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而作出的回应性行政改革，同时指出对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借鉴。     

灾荒救济与生存之道——评读《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说，“从广义上讲，饥饿是指人们没有充足的食物，而饥荒则指由饥饿所造成的大量死亡的恶性现象。”①中国自古以来即多灾多难，关于洪水、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不绝于书，此外还有很多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岁月，伴随而来的则是饥荒与生存的问题。     

超越官僚制:行政改革的方向

近代社会政府的发展是走向现代官僚制的进程。官僚制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自70年代后期以来,官僚制的诸多缺陷逐渐暴露了出来,人们开始对官僚制进行反思。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是一个试图超越官僚制的公共行政发展运动。但是,它并没有找到一条新的思路而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中国自80年代以来,也开启了行政改革的进程。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来说,它有着双重任务:一方面由于中国行政改革是在官僚制发展不充分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它需要吸收和借鉴官僚制的一切积极成就;但同时中国行政改革所处的历史阶段又决定了它不能在官僚制充分发展起来之后再实现对它的超越。因此,中国的行政改革必须把学习和超越的双重任务放在一个统一的进程之中。它的出路就在于从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这个视点入手。     

论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理性官僚制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的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行政体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行政体制现状所暴露的问题表明，现阶段我国的行政改革应该是以强化理性为目标。理性官僚制以其显著的理性内核对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但是，其内在的弱点却需要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补充。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可以从理性官僚制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互补中得到答案。     

搏击长空赤子归（上）——两航起义前后的斗争

共和国成立后的1个月零8天，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由此拉开序幕。事不宜迟，周恩来紧急指示：停止个人行动!并电华东、华南分局，争取两航起义的最大成功。北京。1949年11月9日下午12时15分北京机场，从原属国民党官僚资产的中央航空公司“空中行宫”——康维尔240型XT—610号飞机走下来两个人：刘敬宜和陈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