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理性官僚制——摒弃还是完善

对于是否应该摒弃官僚制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本文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认为：理性官僚制在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并不应该被摒弃。我们需要的是运用如新公共管理这样的新的行政理念，对理性官僚制加以调适，使其适应已发生变化的外在环境。     

“官二代”的时代魔咒

现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官员以及官员的子弟们,一定要清醒,千万不能以赢家自居,肆无忌惮地通吃。在正常市场竞争条件下,通过竞争达成的赢者,想要通吃都是危险的。更何况,人们并不认为现在官场上的赢者,是真正赢者,硬要通吃,最终最危险的,其实是这些人自己     

官僚制组织理论的认识与现实思考

官僚制是以马克思·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进入21世纪,官僚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结合我国自身的国情分析,我们不能盲目随大流,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现阶段在我国建立官僚制仍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吸收官僚制中合理的成分,为我所用。     

韦伯论中国社会与宗教

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形成了家产官僚制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使统辖理性化和形式正义的法律秩序因故未能形成。但韦伯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却表明：在传统主义占优势的家产它像制社会中，并非不存在产生统辖理性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诸多社会条件，问题在于儒教熏陶出来的君子秉有一种适应现世的精神气质，从不会追问此世秩序的合法性。相反，清教的超越秩序总是与世俗秩序处于紧张对立之中，这种紧张提供了对世俗秩序进行理性化改革的持续的精神动力。对中国宗教精神气质与理性化改革精神动力之间关系的探究形成了韦伯独特的问题视角。     

官僚制历史与理论的再思考——基于行政伦理的视角

公共行政的合理化过程主要就是公共行政体系构建和完善的过程，而作为公共行政体系主要承载体的官僚制，在充分彰显理性价值的同时，也不断陷入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困局。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出发揭示公共行政体制的变革逻辑，需要对官僚制历史与理论进行伦理定位和价值反思，从而避免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人，并突出制度设计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作用，为未来的行政改革辨明方向，即从政治路向出发通过对政府与公民间关系的重构，形成一种以社会公共事务为中心的多层次的复合治理体系。     

整体性治理：一种新的治理机制

整体性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恩和修正基础上提出的治理模式，是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的最新成果，其核心目的在于跨越组织边界，整合各自独立的资源，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本文综合国内外学术界的观点，系统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主要思想和框架，以期为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提供参考。     

盛世下的信任危机——据《叫魂》一书所提供的材料来看

《叫魂》一案中民众由于生存资料和生命技术的局限引发了他们对于生命安全的无保障感,继而导致了他们对于"叫魂"等妖术话语的恐惧从而催发了对他人的敌意和不信任感并最终导致了"叫魂"流言的出现和蔓延;此案中,处于子民和君王中间的官僚对其上下两个阶层都缺乏信任:其对前者的信任缺失致使他们没有为民众洗冤昭雪的耐心和责任感,其对后者的信任缺失则致使他们无据实以谏的勇气和义务感从而导致了"叫魂"案的失控和蔓延;而大清帝国君主对于本族"汉化"和自身"官僚化"的恐惧导致其对汉族江南文化及其熏陶下的官僚的极端的不信任,这又导致了"叫魂"案向政治罪的恶性升级。     

难以逾越的官僚制——基于官僚制合理性和演化论的研究视角

西方国家在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行政改革以及随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否能够超越并代替官僚制模式?是否官僚制已过时,并失去了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组织普遍采用的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的基础地位?这是目前理论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在现阶段,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改进和创新,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和官僚制组织结构本身。     

网络化：学习型组织的创建路径——以公安机关为例

学习型组织不是简单的组织学习,把公安机关的“大练兵”活动理解为就是创建学习型公安机关的观点是片面的。在组织理论中,学习型组织是针对理性官僚制组织由于职能分工、层级科制所形成的学习智障而提出的新型组织管理模式。因此,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必须从组织形态的改革入手,把僵化的金字塔式的组织转变成沟通顺畅的扁平化组织。现代化的信息平台和网络化沟通,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实现组织扁平化的工具。只有在组织形态发生变革的情况下,结合公安机关建立的一系列长效学习机制,才能真正走上公安干警个人、公安机关自身不断学习、可持续发展之路。     

韦伯官僚制在中国转型时期的运用及其完善

分析比照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不难发现官僚制在中国的现实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理性精神不足、法治理念薄弱和科学精神缺乏等。基于我国的国情考虑,欲完善之,具体做法是由“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转换;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转换;由“单方行政”向“参与行政”转换;由“官僚行政”向“学习行政”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