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型治理和政府治理现代化:一个官僚制的分析视角

官僚制的发展和变革与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前,传统中国官僚制不但缺乏民主性和公共性,而且理性化不足,这构成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原起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工业化为象征性起点,政府治理模式变迁也是如此。现阶段,我国国家治理已经逐渐步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在行政生态环境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必须超越单一治理模式的简单认知,探索一种建立在理性治理和民主治理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复合型治理模式。     

搏击长空赤子归（上）——两航起义前后的斗争

共和国成立后的1个月零8天,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由此拉开序幕。事不宜迟,周恩来紧急指示：停止个人行动!并电华东、华南分局,争取两航起义的最大成功。北京。1949年11月9日下午12时15分北京机场,从原属国民党官僚资产的中央航空公司“空中行宫”——康维尔240型XT—610号飞机走下来两个人：刘敬宜和陈卓林。     

魏氏庄园主的身份辨析

魏氏家族所得官称是通过“捐班”获得的虚衔 ,并没有真正为官从政 ,因而冠以“官僚地主”的称号不确切 ;魏家以经营商业致富 ,以积累土地守财 ,可称之为商人地主     

超越官僚制:行政改革的方向

近代社会政府的发展是走向现代官僚制的进程。官僚制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自70年代后期以来,官僚制的诸多缺陷逐渐暴露了出来,人们开始对官僚制进行反思。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是一个试图超越官僚制的公共行政发展运动。但是,它并没有找到一条新的思路而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中国自80年代以来,也开启了行政改革的进程。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来说,它有着双重任务:一方面由于中国行政改革是在官僚制发展不充分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它需要吸收和借鉴官僚制的一切积极成就;但同时中国行政改革所处的历史阶段又决定了它不能在官僚制充分发展起来之后再实现对它的超越。因此,中国的行政改革必须把学习和超越的双重任务放在一个统一的进程之中。它的出路就在于从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这个视点入手。     

清代雍正朝官员行政问责与处分机构之探究

<正>行政问责与处分机构的确立,是行政处分制度得以贯彻的前提。封建社会,官僚体制相对健全,对官员的行政问责与处分历时很久,其问责与处分机构的调整确立也在不断完善与成熟,最典型的则是清代之雍正朝。雍正在位十三年,基本完整确立了官员的行政问责与处分机构体系。这个体系不是由一个单独机构,而是由一系列机     

现代民主制度和单向度的社会

马尔库塞提出的"单向度"理论,揭露和批判了在西方发达工业国虚假繁荣背后的异化和危机。然而,技术及由其代表的"发达",并没有决定性地导致"单向度"的形成。现代官僚代议制民主以"不可或缺又无可取代"的地位在西方发达工业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全面扩张。在确立强势支配地位的同时,官僚制和代议制的固有特征又孕育着支配者集团的多元性。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和被支配者的进步,多元性民主成为打破"单向度社会"的关键所在。     

大部制改革与权力三分

大部制改革既要解决组织的结构问题,也要解决新的结构的运行问题。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分离以及相互间的制约和协调可以同时体现在结构和运行两个层面上。文章在回顾、分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权分离的基础上,指出大部制改革的实质是对韦伯式的官僚制的改革,是改变政府的DNA。     

公共行政伦理何以必要

公共行政伦理,是指在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伦理,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公共行政伦理渗透在公共行政过程的方方面面,体现在诸如公共行政体制、公共行政领导、公共政策、公共行政监督、公共行政效率、公共行政素质、公共行政改革之中。由于公共行政官僚制存在着弊端、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出现迷失和公共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等三个方面的原因,公共行政伦理存在、发展和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官僚制与官僚主义关系新论——基于社会管理体系框架

官僚制与官僚主义一直是一对纠缠不清的名词。社会管理体系作为一种全新的解释框架,从纵向的与横向的角度对二者关系作全面的分析。在此框架中,一方面,官僚政治与官僚制作为不同历史阶段的两种社会管理体系的组织原则和方法而受到关注和分析。另一方面,官僚主义源于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中的官僚阶层是官僚主义的行为主体。体制性官僚主义与技术性官僚主义伴随着官僚政治而产生,却又有着迥异的结局。官僚主义向何处去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     

浅析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理论的研究是近些年公共行政理论界兴起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该理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它主要关注街头官僚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和他们的政策制定能力。针对街头官僚所存在的问题,从政治层面上进行研究与控制已经是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