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下的基层干部五种心态

近年来，“官员问责”成为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更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各地出台的相关行政问责法规受到群众欢迎，但其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方面缺乏统一性、规范性，也引起了一定争议。     

我国行政问责制推行困境及原因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建立行政问责制符合我国的国家制度,符合人民群众的理性期待,反映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但是,目前行政问责制推行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权责不清,问责内容狭窄,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问责文化滞后,公民社会力量薄弱等方面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制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状况、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法治进程等政治生态的影响,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过程充满障碍,进展甚微.     

浅析电子政务强化社会问责的作用及实现路径

分析了中国社会问责缺失的主要表现:信息公开程度低下、问责程序规范化程度不够、问责主体参与机制匮乏;将社会问责放入电子政务的研究视域,论述了以电子政务强化社会问责所作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提出了应用电子政务深化社会问责的实现路径。     

官员问责的罪与罚

近来,一些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的消息不断触动着公众神经:两年前因"黑砖窑"童工事件被问责的山西省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临汾市尧都区原副区长段春霞撤职后先后复出,分别担任县长助理及区长助理;"6·28"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主政瓮安的县委书记王勤,被撤职后不久即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如此问责余音未落旋又复出,引起公众强烈质疑。"罪当其罚"、"罚当其罪",对官员的问罪与定罚应该循法,量才与起用亦应有章可循。官员问责不能像"猴皮筋"可长可短,更不能沦为"假问责"、"问责秀",成为避舆论风头、故作姿态之举。因为,它不仅关乎政府的执行力,更关乎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领导者的新媒介使用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媒介技术的升级，中国已逐步进人新媒介时代，作为社会构成因素的大众传播，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社会矛盾凸显，突发事件不断，群体性事件多发，媒介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然而个别官员缺乏媒介素养，应对舆论不当，使得政府形象受损。加强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特别是互联网...     

中国古代公务员的住房制度

说起中国古代的住房制度，最有趣的，当属“公务员”（即官员）的住房问题。在人们看来，封建社会的公务员是吃皇粮的特权阶层，他们的住房问题皇帝当然也管。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     

空降反面案例 腐败官员——胡长清

由江西省长助理升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胡长清,就是从中央直接下派驻省的官员的代表。但胡长清马失前蹄,跌进贪腐泥淖,则又典型地说明,即使是中央下派地方的领导干部,也未必百分百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政策意图,成为执行中央政策、服从中央权威,又甘于清贫、公权公用的清廉干部。根据报道,胡长清因贪     

“房囧”

以研究"腐败征候群"而著称的美国权威学者迈克尔·约翰斯顿,反对任何孤立地看待腐败问题的做法,他认为,对腐败问题,如果不与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所发生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就无法真正地予以了解和理解。一段时间来,我们忽然发现贪腐官员的"房子问题"多了起来。"房叔"手上的一套房,可是比"表叔"腕上的一只表厉害多了。一说到官员财产的公布,最难逃走的就是房子这个"不动产",所     

古代致仕和告老还乡

退体制度在中国是自古有之，而出于中国长期以来是“官本位”之国，各项政治制度的设置，基本上是围绕各级官员进行，所以古代退休制度主要也就是官员的退休制度。     

文物官员化身窃国大盗

2010年11月19日，在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楼的大审判庭内，二名法警将闻名海内外的文物大盗李海涛押解了进来。 此时的李海涛身着一套灰色休闲装，面色苍白，目光呆板。他站在被告人席上，静听着法官对他命运的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