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社会救济制度初探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社会救济制度具有如下特点：贫困不构成道德问题，它基本上不受谴责，甚至有德性的贫人还是令人尊敬的；官方救济缺乏法制化基础，不重视救济的经济功能，与农业社会结构相适应。民间机构救济内容的多层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管理方式有一定的近代性；民间救济机构对接受者有经济和道德的双重要求，主要发挥教化乡里、改善民风和社会整合的功能；家族保障的封闭性和狭隘性，救济范围小，再分配功能弱。     

世界经济论坛及其他

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非官方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其前身是1971年由现任论坛主席、日内瓦商学院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创建的“欧洲管理论坛”。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因为其年会每年1月底在瑞士最著名的度假、滑雪胜地达沃斯小镇召开，所以“世界经济论坛”也被称为达沃斯论坛。达沃斯位于瑞士东南部，靠近奥地利边境。     

公共哲学视野下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探析——一种对“新公共服务”的读解

公共行政学发展是在理论本身不断地反思批判和不断超越中走向成熟。在对时下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反思批判中,美国学者丹哈特①的“新公共服务”渐成体系并且论证了其对新公共管理超越的地方。新公共服务将理论视角聚焦到公共生活的主体——公民而不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人员。公民具有相当的公共理性这既是新公共服务潜涵的理论吁求,也是公共哲学的一个基本主题,而公共理性是基于最基本的公共生活事实和公共文化背景。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服务的发展变迁中蕴含着公共哲学话语转换之意涵亦即公共哲学将从传统形而上高度向公共生活的经验层面转换的趋势。     

网络时代公共领域的解构危机

公共领域是通过公众的话语交往论证公共性的意见领域,它处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力图建构起维护社会公益的道义力量。在传统媒体时代,公共领域在政治和商业因素的裹挟下式微,网络时代的到来,使人们看到了公共领域复兴的契机。尽管网络空间满足了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构成要件,但是通过考察这一虚拟空间的微观交往生态可以发现,由于网络空间复兴了大众之"魅",使得话语交往容易呈现肤浅化、极端化和对抗情结;即逝公众和碎片化议题使得讨论往往缺乏持续性和深度;"沉没的螺旋"和群体极化使得话语交往走向偏激和不宽容;标签化舆论和理性的沉没造成了公众批判精神的失落。此外,导致传统公共领域衰落的政治和商业因素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这些使得网络时代的公共领域可能继续走上式微之路。     

以中国论述说服世界——关于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思考

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一个艰巨而又迫切的任务。当前,中国正处于痛苦的经济社会转型期,世界正处于艰难的调整期,中国与世界正处于复杂的磨合期,这种"三期叠加"的时代特点,决定了当前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中国的民族复兴正在走向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走向成熟,世界治理体系正在走向变革,中国正在迈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和世界出现的这些历史性变化,又为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重建世界话语体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当然,也应看到,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仍面临着巨大障碍和严峻挑战,特别是要解决"有理说不出"和"说了传不开"两个方面的问题,增强说服力和传播力。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的障碍,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着力解决好以我为主、兼容并包,问题导向、抢占先机,讲好故事、寓理于情,顶层设计、系统阐释等问题。     

“红会PK壹基金”背后的救灾慈善新局

<正>自4月20日四川雅安芦山地震发生后,中国各类公益慈善组织第一时间启动灾害反应机制,救援灾区,他们的表现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这里面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中国红十字会与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壹基金")。由于前者是官方色彩浓厚的中国最大慈善机构,而后者为国内首家公募民间慈善基金,很多人有意识地将两者相提并论:五年前,中国红十字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壹基金才刚开始起步;五年后,中国红十字会深陷信任危机,壹基金却已成为救灾界的后起之秀。     

苏联解体时中国的抉择

官方媒体低调报道1991年12月25日下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外交部大楼四层，一阵电话铃声在一间办公室响起。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李景贤接起电话，电话来自远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荩卿。     

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从何而来

<正>南京大屠杀距今70多年,关于遇难人数的争论也持续了70多年,中日双方在这方面更长期存在分歧。据资料记载,南京大屠杀的伤亡统计来源有三种:一是曾经避难于南京城内的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作出的估计;二是中国记者根据寻访所得资料作出的     

多党合作话语体系的架构探究

多党合作话语体系作为承载思想成果的工具性构架,其完善发展和个性特征的构建关系到多党合作制度的有效落实,关系到多党合作效果的提升。     

30年代中国的舆论与困境

在现代中国的报刊史上,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是一北一南的双峰。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两份大报,因地域、主事者理念、撰稿人阶层和阅读对象的不同,它们呈现出的舆论特征,以及对现代中国的舆论走向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大公报》地处北方,以平津的专家学者为依托,从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精英面相,带有京派的大气、深沉和厚重。《申报》地处上海,以一般绅士和市民阶层为读者,受西方文化熏染,在言说方式和气度方面体现出婉约、精致的海派风范。其中,《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和《申报》的"自由谈"版块是最能体现两家报纸风格特征的代表性版面。将两份版面抽离出来,放到现代中国舆论空间的语境之下,分析他们的作者群、言说内容和话语风格,可以看到,他们分别代表了近代中国两种不同的舆论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