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问题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属于一个特定的区域社会,有一定的特殊性,导致其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一系列“适应”问题,作者对此进行了“诊断”,观点新颖,并对政府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立法模式与制度创新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践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举措,已经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但目前囿于立法层次较低,且各地规范不一,极大地阻碍了这一新生事物的进一步成长。因此我们应在统一立法和系统全面立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系统规范该制度。同时加强诸如表明身份制度、说明理由制度、阅卷制度、时效制度、格式化制度、职能分离制度、案卷排他性制度等研究,以丰富和完善该处罚权的实践。     

穷村新生——寻访库区整村扶贫模式——一次深情的寻访：穷村新生有多少种模式？

一块褐色的大石头拱破干裂的荒坡，伸出来，悬空，一些大小不一的石头自地面垒起来，将它撑住，七歪八扭地留出一个洞，洞上方的石壁上，东歪西倒地刻着一行字：“梁富高，出生在6村5社。”     

完善我国检警关系之路的探索

我国法律所规定的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原则和制度本身不尽合理 ,可以建立“检察机关指导公安机关侦查”的较为科学的检警关系     

台湾省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特性分析

“族群”这一名词是划分当代台湾社会群体的重要概念，而台湾学术界所谓的“族群”概念的真正义涵应该是指政治社会学中的“社群”概念，本文的“族群”概念所指涉的实际上就是“社群”。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台湾形成了以汉族与原住民、福佬人与客家人、以及本省人与外省人三对矛盾关系为主轴的族群政治，成为影响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其中，客家人作为台湾汉人和本省人的一部分，人口大约有400万人，约占台湾人口总数的15％，是仅次于福佬人的第二大族群。在台湾地区政治文化结构中，客家人的政治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亚文化结构。在汉人与原住民这对矛盾关系中，客家人对原住民的态度倾向有别于其他汉族族群，因为客家人和原住民有着同样的“弱势族群”认知。在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关系中，客家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也不如福佬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那样尖锐；在客家人与福佬人这对关系里，客家人更是以对抗性的族群面貌存在，在过去几百年中，客家人与福佬人形成了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情结。根据比较政治学理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是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本文拟从这三个不同层面，结合相关的族群理论，对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特点及其对台湾政局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打造中国“第四极”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目标是把东北建成中国乃至世界的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基地。东北将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京三角”之后中国内地经济增长第四极，并将开创一个“新东北时代”。     

论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商事通则的制定

在我国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制定民商法典或单独的商法典,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本文从商法的历史演进及世界各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发展,系统阐述商法不能法典化的理由;进而提出只有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制定一部总纲性的《商事通则》用以规范基本的商事法律关系,才是立足现实和着眼未来的最佳立法模式选择。     

构建城市养老服务新体系

我国城市离退休职工养老的经济保障是由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家庭的经济保障功能已基本消失或十分弱化。但是,养老需求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保障的基础上,还需要大量的服务保障,包括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病弱护理等,家庭在这方面仍承担着主要责任。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这种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服务模式已越来越不能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为了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建立符合我国城市特点的新型养老服务体系已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变化、特点为基础,分析传统服务模式所面临的冲击与挑战,探讨重建与开发养老服务新体系,以加深对新时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认识。     

走入21世纪的美国行政法

理查德·斯图尔特教授是行政法与环境法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于1975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论文，《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更是美国公法学的经典文献。本文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续篇，是斯图尔特教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同一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也就是在一个民主代议制政体下，如何给非民选因而不直接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所行使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合法的基础。在斯图’尔特教授看来，这正是行政法的中心议题所在。文章以政府规制领域的行政法治为重点，概括总结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美国行政法的主要特征，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发展和重新组合到今天。文章然后评述了在目前持续增长的行政疲惫背景下所出现的实现规制目标的新方法，以及这些新方法的行政法意义。文章最后概述了行政法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特征，并勾勒出不同行政法模式在新时代的前景。斯图尔特教授认为。每一种现存的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缺陷，没有哪一个模式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新的时代条件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开拓出新的行政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