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民间契约中的违约责任

中国古代法律对契约采取“有限介入”原则,充分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有效落实,西夏法律同样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模式。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在保证契约立约双方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对交易原则、违约情状、责任承担等方面进行宏观规制,而民间私契对于双方认可的违约内容再做出具体约定,形成了有效的契约保障体系。西夏不同类型契约的违约条款,在考虑交易方式不同所带来的差异问题外,总体呈现出较为一致的程式,也说明西夏契约的发展已达到一个较高的阶段。     

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的法治逻辑

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是一种契合科研规律与公共财政基本要求的经费管理方式,但关于包干制的内涵及其制度建构,尚未形成共识,存在内涵界定不清、包干方式不明等问题,严重侵蚀相关改革的实效。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应从中国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现实情境出发,在分析总结改革政策落地难的基础上,理顺并打通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的法治脉络,并依据中央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的顶层设计,重塑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的法治范式,进而推动有助于改革政策落地的具体制度建构,最终实现经费使用“包干制”和“放管服”改革的有机融合。     

论契约自由原则的发展及其动因

“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生命。”它发源于罗马法,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进入20世纪后,随着其产生之社会基础的变化．各国普遍对契约自由给予一定的规制,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契约公正。从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确立及现代社会对其的规制,宏观把握契约自由原则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洞见其发展动因。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一赦免初衷,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的加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明清时,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     

论21世纪集体主义道德原则

本文针对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理论阐释中存在的问题 ,深入分析了 2 0世纪末我国集体主义理论的体系、特征、渊源和影响 ,指出了以“服从”为特征的“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理论存在计划调节的不平等性、以“契约”为特征的“个人与集体形成权利与义务利益关系”理论具有制度文明的自由性 ,均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 ,论证了以“互利”为特征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平等互利”理论体现了伦理道德的“应当”性 ,必将成为 2 1世纪的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应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则     

论利他契约对契约当事人之效力

在利他契约,债权人在第三人未表示享有利益前可变更、撤销利益第三人约款;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向第三人给付,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可寻求司法救济;同时,债权人有义务确保债务人向第三人给付。债务人应依据诚信原则全面向第三人履行债务,否则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向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同时,债务人可就契约所生抗辩,对抗第三人。     

盐业合伙契约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兼论新《合伙企业法》的不足与完善

合伙兼具设立简便、出资灵活、管理便利等诸多优点,是一种古老而又有生命力的人类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各种合伙制度又因历史传统、经济基础等不同而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呈现出差异性.盐业合伙契约作为我国近现代一种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资本组织形式,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非常鲜明的特点,分析盐业合伙契约并阐释其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对于探讨我国新《合伙企业法》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的思考和建议有着一定的启发作用.     

希伯来法中商业交易规范考辨

希伯来法是西方法律文明和英美法的源头之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希伯来的商业交易规范是以《圣经》为法律渊源,源自习惯法则和宗教信仰,由此倡导契约守信观念和诚实无欺的贸易规则.从摩西时期的《圣经·旧约》到犹太教法典编纂时期的《塔木德》,商业交易规范形成与发展折射出希伯来商法的演变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商法成长的最初概貌,因此对其做一细致的考证,在外国法律史研究上颇有补正的功效.     

"允诺禁反言"原则研究

"允诺禁反言"是英美契约法的独特内容,它以受诺人的"信赖损失"为基础而追究允诺人的法律责任.该原则兴起于19世纪末的司法实践,并在20世纪得以确立,美国《契约法重述》对该原则有明确的规定.英美两国契约法对"允诺禁反言"原则的适用不一样,对其法律性质的定位也不一样."允诺禁反言"无疑是对约因法理的重要挑战,但它并不能完全取代"约因".     

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确定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通过分析司法实践案例,我们不难发现权利人对其所受侵害的举证不能是导致损害赔偿额难以确定的直接原因.因此不仅要认识到专利侵权损害的本质,还要解决权利人因举证不能而导致损害赔偿额无法认定的问题.实务中如果权利人提供的证据无法满足证明要求,其诉求就不会完全得到法院的支持,因此应正确运用举证证明规则,适当减少权利人的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