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综合控制犯罪法

<正> 美国于1984年制定的《综合控制犯罪法》,在标傍加强控制美国犯罪和维护法律秩序的共和党人里根总统再次当选后署名生效。据说该法律受剑"具有历史意义"和"有广泛意义"等最高的赞赏。《综合控制犯罪法》最值得注意的内容有三:第一,规定犯罪相应等级的量刑标准与废除假释制度。法官负有根据把罪的严重程度,基于该法所规定的相应等级的量刑标准,宣判刑期的义务。如果脱离该标准宣判刑期,法官必须以书面方式说明理由,另一方面,对于上述量刑,允许检察官与被告人上诉。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畸轻的危害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 ,对打击犯罪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 ,腐败分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现象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刑法规定的该罪的量刑幅度畸轻。这不仅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放纵了犯罪 ,而且为执法者徇私枉法开了方便之门。建议立法机构比照贪污、受贿罪的量刑进行修改 ,提高法定刑、增加量刑档次。     

政策无权修改和解释法律——对河北省[2004]1号文件的法律思考

20 0 3年 12月 31日 ,河北省政法委出台了《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由于此文件涉及到民营企业“原罪”等几个敏感性的法律问题 ,文件出台后 ,立即引起了国人的关注 ,并迅速成为媒体热评的焦点。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将罪刑法定原则明确规定在刑法中，这是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有指导意义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法制精神，     

“黄瓜中毒案”害人害己的启示

某区检察院指控该公司以及三名被告构成了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并依法提起公诉。     

关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制度的规范化

司法改革是围绕着公正与效益来进行,量刑建议权制度是司法改革中出现的新举措。在我国如何建立量刑建议权制度,以及在实践中如何更好的发挥量刑建议权制度对于检察机关来说有着重要的地位。检察裁量权重点在于规范,但关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从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时,所享有的权力范围上肯定量刑建议权制度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     

量刑程序多元化事实调查机制研究

在我国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于定罪事实的调查通常是围绕着检察机关的有罪论证展开,整体呈现为一种以公诉方为核心的事实调查机制.但在量刑事实调查的场域,由于失去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约束、对被害人参与模式的偏好以及控审分离原则失灵等特点,使得由公诉方主导的一元事实调查格局在量刑程序中不复存在,辩护方、被害人以及审判者作为量...     

隐瞒接触史、症状进入公共场所定罪研究

由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口袋罪"的嫌疑,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下隐瞒接触史、症状进入公共场所的定罪变得尤为复杂。借助基于2010—2019年中级以上法院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决建构的定罪模型,可更具有操作性地预测隐瞒接触史、症状进入公共场所的定罪。经"危害公共安全"回归模型的预测可知,行为客观上危害了公共安全,不涉嫌适用"口袋罪";经定罪模型预测,若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或过失,行为可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据此,隐瞒接触史、症状进入公共场所的定罪取决于如何界定罪过形式。隐瞒接触史、症状或拒不执行防控措施的故意不等于危害公共安全之故意,应根据客观方面类型化罪过形式。由于行为客观上危害了公共安全,应先判断有无危害公共安全故意或过失,进而考虑能否认定(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若无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过,再考虑评价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由于交叉竞合的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法定刑大体一致,使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的可能性更大。     

量刑建议权的面相

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回应民众对于刑事审判的量刑标准和量刑活动的明晰要求而产生的,它具有揭开刑事审判量刑活动神秘面纱的面相,是检察权扩张的表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促使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关于量刑规范的颁布,致使量刑结果可以明确预期,量刑活动得以公开,发轫于追求量刑结果实体公正的量刑建议权却意外地回归到其追求刑事司法效率的本原。     

模糊数学理论在量刑中的应用

在模糊集合中,给定范围内元素对它的隶属关系不仅有“是”或“非”两种情况,更有中间过渡状态,用介于0和1之间的实数来表示隶属程度。刑法中的量刑情节具有模糊性,没有明确的外延,但却有着隶属度的不同。在量刑中引入模糊数学理论,利用隶属度函数将不同的量刑情节数值化,然后在量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估,有助于量刑的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