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妇联家庭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同志们:全国妇联家庭教育工作会议在全体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各项预期任务,今天就要结束了。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作了重要讲话;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晴宜作了报告;13位省区市妇联和地市妇联的同志作了大会发言,其他省     

枣宜会战述论（下）

1940年5-6月的枣宜会战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作战又称“襄东会战”,可细分为两个小的阶段,第一个小阶段的作战在战略安排上与1939年的随枣会战没有任何区别,中日两军主力未受大的损伤;第二个小阶段的作战日军撤中有攻,边撤边攻,阳撤阴攻,双方强势相遇,高潮迭起,战斗十分惨烈。第二阶段又称“宜昌会战”,可细分为两个小的阶段,第一个小阶段的作战,中国军队极其被动,处处挨打,决定了这次会战的最后结局;第二个小阶段的作战,双方攻守置换频繁,最终相持。     

狱情调研分析的规范性探究

狱情调研分析作为狱内侦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监狱安全防范工作的主要信息来源、是监管改造工作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监狱必须大力加强、规范操作,切实发挥其基础性作用。当前,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狱情调研分析工作存在概念模糊、随意性强、方法欠缺、手段落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这项工作的发展。因此,在新的监管形势下,加强狱情调研分析工作的规范性研究、不断提高狱情调研分析的质量,已经成为监管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回归文献与历史现场：重审有关董仲舒的若干成说

董仲舒既为王者师,并以《春秋》决狱,对中国古代的法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似乎是研究古史的人所共知的＂史实＂。实则不然,董仲舒历史地位的确立以及＂春秋决狱＂等问题,疑点重重。汉代以来诸多成说的形成,其实是一个＂层累地造成古史＂的典型案例,更是一个用＂将错就错＂的方法来传播圣人思想的过程,如今有正本清源的必要。     

中国古代判例法研究

自公元前六世纪中国古代成文法诞生之日起 ,历朝历代就一直比较重视成文法的立法工作 ,推动了以律典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的形成。然而 ,“律文之禁有限 ,奸宄之状无穷”[2 ] 。为了弥补成文法典的不足 ,各朝各代又创造了令、科、比 ,格、式、敕、例等法律形式 ,形成了中国古代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的判例法体系。本文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三个时期秦汉、唐宋、明清判例内容、特征和地位的研究 ,试图揭示中国古代判例的发展轨迹 ,以完善古代判例法的理论体系     

被“包公戏”扭曲的宋朝司法制度

包拯是宋朝人,但宋代的戏曲并没有什么"包公戏"。"包公戏"是在元朝兴起的,至晚清时终于蔚为大观。数百年间,包公审案的故事被编入杂剧、南戏、话本、评书、小说、清京剧,以及众多地方戏中;近代以来,"包公案"还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无数中国人都通过"包公戏"了解古代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文化;一些学者也以"包公戏"为样本,煞有介事地分析传统的"人治司法模式",反思"中国传统司法迟迟不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浅析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特征

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曾指出,提高立法质量,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主题,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我们应切实增强法律的可执行性、可操作性。因此,立法的可操作性与可执行性是体现立法质量的关键因素,如何制定可执行性强的法规,是国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应当探讨的问题,尤其是作为地方性法规,增强立法的可执行性对于国家上位法是非常必要的补充,本文对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作出简要的介绍,从可操作性的含义、目前地方立法可操作性存在的问题成因以及增强地方立法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楚国司法制度探微

１９８７年１月，湖北省楚国故都纪南城北的荆门十里铺包山岗二号楚墓发现了大批竹简，这批竹简记录了战国时楚国的司法制度，如受期制度、读告制度等等；同时这批竹简也为了解楚国的司法职官制度提供了重要线索。楚国的司法制度有很强的地方文化特色，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再论两汉经义折狱——以儒家经典与律令的关系为中心

对两汉时代的经义折狱,学界的诸种论点都只关注同一个问题,即在经义折狱案件中经常出现的“原心定罪”及与之相关的公羊学说究竟是一种主观主义刑法理论还是一种客观主义刑法理论.事实上,在汉朝意识形态儒学化,且律令断罪又是汉代法律运行之基本模式的情况下,经义折狱的核心命题实为儒家经典与律令的关系,而所谓的主观说或客观说都只谈到了该命题的某个侧面.在两汉时代,经过董仲舒等儒生与朝廷权力的互动,在儒家经典与律令之间最终形成了以经补律、以经饰律、以经注律、以经破律等各种关系,王霸道并用的汉家法度也由此显现出来.     

明初刑罚思想的二重性及其对监狱制度的影响

明初刑罚思想具有二重性。其第一层含义是“仁恕”和“刚猛”并重，第二层含义是对官吏和对平民刑罚的不一致性。明初刑罚思想的二重性在立法上有明显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在加重刑罚力度，加强对狱卒、狱官的管理，系囚、恤囚制度以及锦衣卫狱的设立与废除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