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冲突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有力保障着法的实现。它要求刑法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而法律规制对象的复杂、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及其社会的不断变化使法律都有解释的必要性。冲突与矛盾存于二者之间。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属性,刑法解释的目标入手,提出了完善刑法解释的一些建议。     

公民的环境知情权研究

从雾霾天气到沙尘暴,一系列的环境污染问题映入我们的眼帘,民众面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民众想要了解具体的环境资料,所求无门,随着两大的召开,更多的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赋予公民以环境知情权,那么这项权利的拥有究竟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本文将进行一个简单阐述。     

关于效率违约的几点认知和看法

效率违约虽然历经百年而不衰,却未被大陆法系(包括我国)吸收认可,近几年来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讨论,国内学者多从历史的纵向分析效率违约的产生、发展,并对效率违约持批判意见,但它的存在必有合理性,不能因此而否认理论存在的价值和实践意义,效率违约实现在中国的商法领域并不是没有可能。     

如何拯救社会溃败

这是个足以让观察者失去描述能力的时代,时不常就会出一档子事,让人心惊肉跳,让人莫名其妙,挑战人的承受力,也挑战人的想象力。就像徐志摩当年的感慨: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是的,没人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更奇妙的事情。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中国出现了全面的社会溃败,社会溃败而不是社会动荡才是中国最大的挑战,表现在权力不受约束,潜规则盛行,社会底线失守,强势集团肆无忌惮等。日本青年加藤嘉     

会有一个“失败社会”出现吗?

阶层固化、社会结构锁定,正是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制度、政策在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时,偏向了他们或者权力亲缘群体的结果。这导致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不正义。无正义,则无未来。     

看奥运,看中国的变化

当完成了洗雪百年屈辱的历史性任务,而民众对是否拿金牌,已不是那么在乎后,更多了几分豁达与从容。伦敦奥运已经结束,金牌丰收让国人扬眉吐气。但4年一次看比赛的日子将慢慢远去,在生活中被我们遗忘。围绕奥运所发生的诸多事情,其实也是对中国的一次解密—一次对国内问题,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以来国民心态的折射。要中国人不带着一个中国的现实背景去看奥运是困难的,正如要运动员不带着一个中国的抽象实体去投入将不可想象一样。     

未成年犯假释案件的听证审理

未成年犯理应享有更多获得假释的机会和可能,以使国家处罚未成年犯的政策和原则得以贯彻落实。而长期以来,法院对假释案件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仅根据未成年犯管教所请的材料作出裁定,故而法院在审理假释案件时慎之又慎,通常将假释面控制得很窄,服刑的未成年犯很难获得假释。将听证程序引入假释案件的审理,给听证参与各方提供了一个表达意见和主张的机会,使被报请的未成年犯获得假释的机会大为增加,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当下,需要从立法和实践运作两方面对未成年犯假释听证制度进行完善。     

从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角度修正过渡时期的正义

1981年,在小说《寡妇》中,智利作家阿伊尔.多夫曼(Ariel Dorfman)提出了一个他后来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为了克服过去的极权主义,不应冒险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即为了达成实现民主所必需的共识,应该忘却对违犯人权进行问责这个议题。     

全球经济过度金融化的教训

<正>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过度金融化。由此造成的政策困境——不平等性加剧、波动增加、管理实体经济的空间被挤压——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一直成为决策者的难题。新兴市场的运势在迅速改变。不久前,它们还被称为世界经济的救世主—在美国和欧洲等经济体熄火时取而代之,成为充满活力的增长引擎。花旗集团、麦肯锡公司、普华永道和其他机构的经济学家纷纷预言从亚洲到非洲都将迎来广泛而持续的增长时代。     

勿以真相名义牺牲正义

<正>正义不仅是理想,对于建设更好的将来而言,它是一项投资。不久前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竞选连任,为结束该国半个世纪的冲突带来了希望。但就像其他众多和平进程一样,既想达成谅解,又希望承认冲突中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不公正事件,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很难做到。从尼泊尔到北爱尔兰,很多国家和团体一直在设法解决民族、意识形态、宗教分裂和暴力领域的遗留问题,但成功的先例却少之又少。归根结底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