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省委书记尹弘主持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研究部署党的建设实施黄河国家战略等工作

1月29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加强党的建设、实施黄河国家战略以及组织、信访等工作。省委书记尹弘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1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党中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并形成综合情况报告,为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出了示范和表率。     

《草叶集》中诗人—读者关系建构的诗学策略

与读者的互动贯穿惠特曼《草叶集》始末,是《草叶集》深受世界读者喜爱的重要因素之一。惠特曼强调读者参与诗歌连贯性塑造的必要性,以及读者在诗歌欣赏中所扮演的参与性角色,并通过一定的策略以实现诗人与读者的融合。从身体修辞、顿呼与表演性对话等方面来探索《草叶集》中诗人与读者关系的建构,能更好地理解惠特曼的诗学策略。     

《共同富裕与法治建设》专题报道之一 筑牢法治之基深谋法治之效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彰显法治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以法治建设助推浙江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浙江大学于2021年12月11日以“共同富裕与法治建设”为主题,举办“法治与改革高端论坛”。本期专题撰取贾宇、公丕祥.李林、黄文艺、杨宗科等五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的主旨发言和张翔教授的专稿,期待为共同富裕和法治建设提供更加开阔的思路、更加有益的借鉴。     

担当干事,成为可堪大用的栋梁之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既要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要能干会干善于干。”想干愿干积极干,是态度作风问题。能干会干善于干,是素质能力问题。做新时代的好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要能干会干善于干。党员干部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面对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必须与时间赛跑,毫不停歇地增强能力、磨砺本领。只要有决心、不畏难、下功夫,就能磨练真本领、挑起硬担子。     

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政治高度,对“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作出了深刻论述,提出了明确要求。《决议》指出:“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     

事务主义既官僚又形式

日前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纪检监察工作的主要任务,其中包括:要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的堤坝,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党的十八大以来,整治“四风”成效卓著,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四风”问题仍时不时冒出头来招摇,特别是一种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危害不可小觑,必须加以根治。     

WTO程序机制改革的 国际法思考

随着全球贸易关系的深度调整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升级重构,WTO改革已成定势。WTO主要成员提交的改革方案或建议均承认WTO体制已跟不上国际贸易局势的深刻变化,但认为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倚重于WTO组织运行机制、贸易政策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等程序机制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程序机制对实体规则的适用和实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和影响,因而WTO的改革问题就突出表现为对其程序机制的更新和完善。WTO程序机制存在的功能性缺陷及其法律本源,致使在调整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多边体制运行的公平和效率以及多边贸易关系的新议题和老问题等方面严重失衡,造成WTO成员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变通和转移,并使其现有的决策方法出现公平失真和效率假象。面对困境,WTO应从法律本源入手,修订和完善程序规则,去除与新时代不符的程序要求,确保程序机制能切实有效维护WTO体制的政治价值、法律价值和秩序价值,进而有助于全球经济决策的广泛一致性和良好连续性。     

国际传统知识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

对于传统知识的保护,各国态度不一,至今仍未建立统一的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以法经济学为视角有助于回答关于传统知识保护有争议的两个问题:传统知识是否为公共产品以及是否应当给予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激励理论和利益平衡理论表明传统知识具有专有性,不是公共产品。构建谈判博弈模型,建立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是最优解,进而在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下,许可使用合同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重要方式。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