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转让抑或股权转让--对一起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的法理评析

根据我国税法的现有规定 ,资产转让应缴纳营业税 ,而股份转让不缴纳营业税。但是在实践中却经常发生资产转让和营业转让难以认定 ,导致各方对于是否应缴纳营业税发生争议。本文对认定资产转让、股份转让过程中的争议问题进行了论证分析 ,提出了区分资产转让和股份转让最重要的判断标准。     

起诉条件与实体判决要件

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条件的设置标准过高 ,实质是将实体判决要件等同于起诉条件以及诉讼开始的条件。为此应当改革起诉制度 ,将起诉条件与实体判决要件相剥离 ,实行实体判决要件的审理和实体争议审理并行的“二元复式结构”。在改革起诉制度的同时 ,法院内部机构也应当调整 ,取消现行的“立审分立”原则 ,不再设立立案庭。     

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分析

资产价格可以通过改变受到影响的人们的行为方式 ,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文章考察了资产价格变动影响投资和消费的主要途径 ,同时也结合实际 ,分析了资产价格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程度 ,相应得出了资产价格如何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结论。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解决贪官外逃问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法律武器。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作出了许多特别规定 ,主要包括 :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 ;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 ;提升反腐败机构的侦控能力 ;加大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 ;拓宽证据收集渠道 ,降低证据运用的法律要求 ;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有不少契合之处 ,但也存在很大差距 ,主要表现在 :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 ,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 ;举报制度存在问题 ,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 ;侦查方式单一、落后 ,无法满足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 ;证据制度不健全 ,不利于收集打击腐败犯罪的充分信息 ;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力 ,影响反腐败工作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给利用公约追回外逃资金造成困难。为强化刑事诉讼对腐败犯罪的追诉能力 ,有必要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     

危险的实体经济

在中短期内,中国最为脆弱的环节不是其金融机构,而是其实体经济。中国大部分企业的主要盈利模式仍然是低成本优势,然而,一面是经济增速的下降,另一面是不断攀升的各种成本、通货膨胀及资金成本(利率),这种中长期条件,对中国许多企业盈利能力所构成的打击将是摧毁性的。实体经济的调整压力已经积累太长时间,其修复过程也可能相当漫长。     

如何加强农村“三资”管理

加强对农村资金、资产、资源等＂三资＂管理,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农村基层组织民主管理和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当前,农村不稳定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集体资金使用不规范、集体资产分配不公、集体资源流失严重、村务公开不到位等,进一步加强农村＂三资＂管理势在必行。     

公司法语境下的重大资产出售定位——兼评《公司法》第75条、第105条和第122条

对重大资产出售的界定,应采取质与量相结合的标准:在质的方面,要求出售标的必须是经营性资产;在量的方面,要求出售标的须达到净资产总额的一定比例以上,且动摇了公司的存续基础。在公司拥有单一营业的情况下,出售行为只须满足质的标准,即可构成重大资产出售;在公司拥有多项营业的情况下,出售行为还须满足量的标准,方可构成重大资产出售。我国现行立法对重大资产出售的界定尚不准确,因而值得探讨。     

公正立法与立法公开

公正立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立法理念,在追求立法价值公正的同时,也追求立法程序的公正和立法结果的公正。公正的立法是在公正价值的指导下通过公正的程序而实现的。立法公开不仅是程序公正的组成部分,也是走向公正立法的重要途径。     

次贷危机与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制度的重构

资产证券化本身并非次贷危机的根源,我国应该继续推进资产证券化的进程。不过,次贷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的制度性缺陷：信息披露制度的长期缺失以及信息披露豁免滥用的可能性。对此,《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进行了校正。应该结合美国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的实践。对我国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制度进行重构。     

论检察机关参与人事诉讼

人事诉讼,是指有关人的身份上权利义务关系的诉讼,包括婚姻关系诉讼、亲子关系诉讼、收养关系诉讼等。此概念仅为德国、日本等部分大陆法系国家所使用,英美法国家一般都称为家事诉讼,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人事与家事是有区别的。人事,主要指婚姻事件、收养事件、亲子事件等与自然人身份相关的特定事件。而家事则不限于身份事件,还包括婚姻家庭中继承、家庭财产、家庭暴力、青少年犯罪等案件。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者已经开始注意人事诉讼之区别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特点,并对我国人事诉讼程序之建构进行了认真探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对于具有公益属性的人事诉讼而言,何者可以作为公益的代言人参与诉讼。对之学界还未达成共识,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相对于其他机关、团体、个人具有更多的代表公益的优势,因此应当由检察机关承担人事诉讼中公益代表者的角色。本文拟对此做一初步的探讨,以求引起检察机关以及诉讼法学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