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解放思想与依法治国

法是外部强加的强制性行为规范。法治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是依法治国获得确立的基本条件。我国经历了长期的德治和人治,因此,依法治国获得确立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断摆脱政治的道德化的过程,也是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普及"权力是必要的恶"、"治国的逻辑起点应是利益冲突假设,而不应该是利益一致假设"、"治国的逻辑起点应是坏人假设,而不应该是好人假设"等观念的过程。     

论指导性案例援引的经验主义逻辑

司法经验是凝聚法官智慧、传承司法技艺的重要渠道,也是司法机关确保同案同判、实现个案公正的内在路径之一。我国司法机关援引指导性案例,实质上是将司法经验同司法裁判相对接。而案例援引过程也暗含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等法律推理方法,确保了司法经验、司法智慧与法律规则的科学融合。但目前急需矫正案例指导制度的建构理性同指导性案例援引的经验主义之间的矛盾。     

民主审议: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安排

民主社会早已成为全世界大势所趋,但何种民主模式最能符合"民主"原意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传统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民主均有其不尽完善之处。本文认为,罗尔斯提出的公共理性因其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优点,足以成为调节民主社会公民之间政治关系的基础原则,但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并不是最好的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设计。相反,哈贝马斯的审议民主理论超越了共和主义民主和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缺陷,更好的实现了公共理性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价值,是实现公共理性的更好的制度选择。     

理性对待权力

毋庸置疑，权力永远是一把双刃剑。而能否用好权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领导干部是不是理性看待权力。这里讲的理性，应该是真正懂得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手中的权力意味着对党和国家担负的责任，意味着对人民群众应尽的义务。“官”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权”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溯源,以及分析原因。必须把握社会主义这个前提,以区别于普世价值,再区别核心价值观和非核心价值观,发挥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作用。在实际的宣传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多种社会思潮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多元价值取向的统一,历史和现实的统一,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风暴后的理性：审计突围

风暴之后,审计必将回归理性。审计本身如何保持锐度？这是监督力的问题;审计发现的问题能否及时有效地处理？这是执行力的问题。若不能从深层角度去剖析审计面临的疲态与尴尬,那么一切思考都必然流于表面。     

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思想初探

合理性是指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诉求，即理解与批判。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理论是通向社会批判理论的途径，这一主要思想集中在《交往行为理论》当中。哈贝马斯是在合理性问题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对合理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社会理论。通过对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思想的分析既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合理性，也有利于探讨现时期社会如何和谐发展的条件和机制。     

可预见性之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但书之解释路径

可预见性规则在契约法中担当着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角色,规则于解释论上的妥适展开,取决于价值基础的厘清及技术工具的合理选择.可预见规则背后具有复杂的价值构成,其中分量最重的两项是私的自治的尊重和给付均衡的维持.技术上可采理性人标准来判断损失是否可以预见,标准的具体化系在价值指引下结合个案情境确定理性人能力和知识状况,可预见程度在标准适用中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反日游行事件中的理性之光

颁奖词:爱国是一回事,践踏法律、蔑视他人的生命财产,又是另一回事。但非理性的激情,越来越倾向于把它们混为一谈。韩宠光、李昭等人的行为,正是在重申一个对于中国来说极为重要的常识:一个公民对于国家的爱,深植于理性,以及对法律的信仰之中。     

理性、规范和面向司法实践的法律论证

理性是古希腊文明的创造,它与规范紧密相连,法律则是理性的集中体现。法律规范的层次性特点是建构法律论证体系的基础,这种层次性表现为一条法律之链。现代规范理论从科学取向转向实在的生活世界,具有商谈论辩的取向,黑尔的道德论证理论和图尔敏一般论证模式正是这种商谈论辩取向的典型。规范的商谈论辩取向的进一步延伸,是产生众多的关于法律论证的新设想,这些有关法律论证的设想既是法学理论工作者面向司法实践的产物,也是法律实务工作者寻求理论支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