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与合理性：服务行政模式下的碰撞与调适

服务行政是行政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权力运行模式，与传统意义上的秩序行政有着本质差别。服务行政作为公权力的一种形态，必然要遵守行政合法性原则，但又受到自身特性、公众需求、法律制度的影响，存在着突破合法性的张力。这就需要在准确厘清合法性、合理性关系的前提下，在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的二维标准中准确评价服务行政，寻求服务行政在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平衡点，并在法制上、司法上给予服务行政必要的支持。     

对国企垄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国企改革几个理论问题辨析

如果商业性或竞争性国企的垄断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垄断的结果,其垄断地位的维持更多地源于行政垄断的改革滞后,就更加需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打破垄断,强化竞争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对此问题,各方面也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而且,十八大明确提出了"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放权”“削权”“分权”“限权”“监权”“侵权” 行政体制改革的“六权”法则

改革需要理论支撑,行政体制改革关键要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驾马车"的关系十八大报告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当前要顺利推进经济改革,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非常重要。政府只有以更大的勇气做好自身的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水到渠成,才能顺利地推进。     

公务员对我国行政改革的认知状况调查——基于对浙江省公务员群体的调查

调查发现公务员群体对我国的行政改革了解有限,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对先前制度的依赖,与理想状态还有一定的差距。公务员群体也因性别、年龄、学历和机关工作年限等不同,在相关看法上呈现出一定的内部差异。当前各级政府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经济管理强、市场监管弱、社会管理弱、行政执法弱、公共服务弱的现状;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可能存在供给"短缺"与政府"缺位"的问题。我国政府强调行政改革的中国特色,形成了行政改革实践的"渐进性"和"两个超越"的特征。     

再论经营者集中附行为性条件争议仲裁的适用

作为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件之一种,行为性条件需要持续的监督,以实现减少排除、限制竞争影响之目的。行为性条件执行争议仲裁被认为可以给利益第三方提供快速、有效的私法救济,使其能够自行监督行为性条件的执行,在保留反垄断执法机构监督权的同时减少了监督附条件执行的成本,为欧美等反垄断执法机构广泛采纳。但是,由于提交仲裁的实践很少,这些优势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其实效有待进一步检验。行为性条件执行争议仲裁在实施过程中对传统商业仲裁理念和实践提出了诸多挑战,较难实现竞争政策保障与传统仲裁理念之间的平衡。现阶段,我国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和实践应当审慎借鉴行为性条件执行争议仲裁机制。     

2015年中国反腐七大看点

<正>01推进反腐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主任王爱立表示,反腐败国家立法是个综合的系统工程,不仅仅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还包括行政监察法等02盯住"一把手"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出,重点查办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突出查办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分和岗位的案件     

依法治军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创新发展依法治军理论和实践的要求,并在"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标题之下设置六个段落的内容,对我们更好地学习理解和准确把握依法治军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依法治军的核心是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明确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依法治军的核心和根本要求",这与《决定》提出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     

“三位一体”创新镇村治理机制

2012年,李克强总理第二次视察恩施,要求恩施"在扶贫搬迁、移民建镇、退耕还林、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先行先试"。并"着力在创新综合扶贫体制方面破题,形成可资推广的经验"。龙凤镇作为全国综合扶贫改革试点区,肩负探索实践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双重责任。同时,自农业税费取消之后乡村治理迎来转型契机,乡镇是我国行政体制最基层的单元,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对镇村治理也提出     

克服行政慢作为

行政慢作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所属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对在规定时间内能完成的工作任务不抓紧完成,或找各种借口不抓紧解决能解决的问题的一种行政行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的懒政、怠政等,都是行政慢作为的表现。贯彻落实好四中全会《决定》中关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和规定,就必须克服行政慢作为。     

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与检察监督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力图使2015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法在全面贯彻党的"依法治国"精神的基础上,破除行政诉讼中"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困境。该部新法律在司法实践中仍将面临诸多挑战。为此,本刊特邀法院、检察院、政府法制部门及有关高校和律师界专家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新法的施行、完善有所裨益。在对修改前后的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进行比较分析后,指出新法的创新和不足之处:从实务视角,以具体个案为依托,在分析行政诉讼立案状况、原告资格设定目的等问题的基础上,探讨新《行政诉讼法》施行后原告资格认定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以上海为实例,分析新法对区县政府为被告、跨区域、经复议案件等特殊案件管辖的变动规定,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依据实务需要,以诉权保障、起诉条件审查、行政争议解决为核心解读从立案审查到立案登记的转变;分析诉讼类型化将对行政审判产生的影响并提出完善建议;分析新法施行后审判各方在受案范围、复议案件被告、裁判方式三方面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参照《民事诉讼法》,研究新《行政诉讼法》对于检察监督的规定,明晰尚需研讨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