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为民——一个凌架于最高标准之上的标准

司法为民是最高法院提出的运作和衡量司法活动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值得质疑的是它并不是从司法程序的内部结构、规律与立法的精神方面考虑问题。司法为民只能是司法公正的下位概念,即在一般的国家集体公共利益与百姓利益发生对立时,在司法公正缺乏法律和理论依据时,以为民的价值倾向作为公正的标准,并以此设计制度和具体操作才是正确的。     

社会危害性应当是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

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概念相当于欧陆日本刑法中的实质的违法性的概念。社会危害性应当属于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 ,这是由责任的本质决定的。社会危害性认识是故意和过失的分水岭。虽然犯罪故意要求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但并不需要该认识要达到系“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在与事实认识的关系上 ,事实认识是社会危害性认识的前提 ;在与形式的违法性即刑事违法性认识的关系上 ,存在着形式违法性认识的欠缺阻却社会危害性认识的情况。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中“特定身份信息”的实质界定——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视角

作为敏感个人信息的一个种类,《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特定身份信息”的增设,对于完善我国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特定身份信息也面临着刑法保护难题。一方面,其内涵不清晰导致无法确定此类信息的特征与要素;另一方面,其外延不明确致使难以把握此类信息应当包括哪些具体信息类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视角下“特定身份信息”的实质界定,应当从文义出发,立足法秩序统一原理、以前置法规定为基础明确其包含要素,并基于保护法益对其内涵进行限定,同时还要借助场景理论对具体包含的信息类型进行实质判断,从而准确适用入罪标准以实现对特定身份信息的刑法保护。     

义务冲突研究

义务冲突作为排除犯罪性事由之一种在西方刑法学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域,我国学界对此则涉足甚少。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我国刑法学界对此多作静态意义的研究,没有从符合构成要件行为与排除犯罪性事由这种立体动态的关系中对其进行思考,我们愿稍作尝试。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运用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启示

实质重于形式核算原则的运用促进了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但在实际运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要加强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不断完善会计制度 ,加大监管执法力度。     

论不动产善意取得

本文从权利外观理论出发 ,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否定说与肯定说进行评介 ,认为在现代社会 ,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较动产有更多的依据。并通过考察先进国家的立法 ,认为法国、日本等未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 ,实与其不动产登记的形式审查主义有关。我国乃实行实质审查主义 ,因此不动产善意取得在我国有其制度基础     

对民事诉讼申请再审主体的新思考

与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有直接利害关系并受其约束的案外人 ,是实质意义上的当事人。应对《民事诉讼法》第 178条、第 180条所指的当事人作扩大理解、允许实质意义上的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申请再审。     

实质法律推理中的利益衡量

实质法律推理是在推理大前提缺失的情形下所进行的一种法律推理,其首要任务就是寻找、确立这一缺失的大前提,而这必然离不开对案件涉及的各种利益进行分析考量、对各种价值进行取舍判断。因此,利益衡量是实质法律推理的灵魂。利益衡量只在民事、经济、行政等疑难案件中才可能存在,在刑事案件中不应有利益衡量存在的空间。司法者在进行利益衡量时,必须考虑立法的目的、原则和精神、公共政策、社会习惯、主流道德等非正式法律渊源因素。     

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兼论法治主义与宪政主义的区别

根据法治的价值内涵的不同,可以将法治分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大类.形式法治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传统的法治观念,认为法治就是法律之治;而实质法治则是价值法学传统的法治观念,认为法治必须是善法之治,必须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在价值内涵上,实质法治和宪政主义的基本理念相契合,宪政主义构成了法治主义的价值本质.     

论刑事证据规则的规范目的

刑事证据规则的规范目的对于规则适用中的解释、裁量和漏洞填补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在证据规则的适用中应探寻其规范目的.在证据规则的规范目的探寻中,应尊重立法者所确定的规范目的,但在立法者目的不符合现实需求或者明显不合理时,司法者可以进行一定的修正.应深入发掘证据规则的实质目的,对于具有多元规范目的的证据规则,应合理选择其首要目的或优先目的.总体上看,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规范目的可分为五种类型,即维护司法正义、保障公民权利;保障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对证明力评价进行规范、指引;保障当事人质证、询问等程序性权利;合理设置证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