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证照商贩的商主体地位研究——兼论注册登记是否为商人营业资格取得的形式要件

无证照商贩的商人地位影响着其在实际交易纠纷发生时义务的承担和权利的争取,本文通过界定商人概念,结合无证照商贩的交易特点,探究注册登记是否需要成为商人营业资格取得的形式要件,进而分析无证照商贩的商主体地位。     

社会转型中的商会裁判——以清末民初的天津商会为分析对象

清末民初的天津商会裁判以法制转型和社会转型为背景,体现出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因而具有国家强制与社会自治、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交响互动的悖论特征.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商会裁判之所以未能发展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法治秩序,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的商事法律并未完全成为高度分化的社会自治系统.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相统一

在国家治理的意义上,现代化意味着社会管理机制和文化模式的理性化过程,无疑包含着公共性的内容,但是这种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价值中立"以及技术化、工具化追求营建出的,因而仅仅是一种"形式公共性"。显然,这种"形式公共性"是一种不完整的公共性,缺少公共性的实质内涵,所以当前我国所谋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仅仅从治理方式和手段等技术化方面照搬西方治理框架进行顶层设计,而应该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要求,以正义的制度为保障探寻国家治理模式从"管理"走向"合作"的实质性转型,从而实现"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的价值融合,进而在价值与技术、权威与自由的和谐统一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论略

1995年我国政府提出将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一基本国策的确立以平等权为其坚实的宪法基础。并且,我国宪法在确认男女形式平等的基础上,着力保障男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等方面的实质平等。经验证明,男女实质平等不仅需要宪法加以保护,更有赖通过具体立法予以保障和落实。如何推动立法机关进行相关立法,则需要发挥基本国策的指针功能。就此而言,男女实质平等离不开口号叫得响,行动落得实的基本国策。     

非诉程序与经济法司法化

经济法司法化是形式司法与实质司法的统一,两者分别由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进行保障。经济法中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在结构组合上的非均衡性与动态性决定了两者在经济法司法化中的地位与功能不同。现阶段,应当看到诉讼程序功能的有限性,而非诉程序对经济法司法化则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由经济法的特殊性决定,特别诉讼制度的建立并不是经济法司法化的主要途径,经济法司法化最终依赖于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的共同保障。     

析司法界域中的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遵循特定的判断标准,对个案中相互冲突的权利主张与利益要求进行比对与权衡,形成价值判断,以此去发现、创设或选择可适用于个案的裁判规范,使法律的形式正义与个案的实质正义得到共同实现的一种法律思维方法。     

让我们寻找失去的味道

他们称自己为味觉断裂的一代——成长于物质匮乏的年代,长大后卷入快节奏生活,回头才发现,那些记忆中的食物已经找不到或者变了味。在家做饭,寻找儿时“口欲期”的那一味,从田地、菜场、厨房到餐桌一步步追根溯源,也是去找回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个体与家庭的心理联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与"实质"的内在性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的创新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其"实质",只有内生性"方法"才能真正表现其"实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内在本源方法"具有基本的"自足性",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及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范畴,在其内部可以得到根本和合理的理解、阐释和建构;另一方面,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方法作为必要的辅助和补充.将方法抽象多元化,就忽视、回避或游离了"实质"问题,绝对地拒斥外源方法,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和思想进程的"实质"线性化和单质化了.研究的"方法"只是副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才是研究的正题,"方法"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单一和贫乏,而在于是否科学和彻底地揭示"实质",这需要在研究过程中自觉地理解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和"实质"的内在性关系,对中国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     

跨文化翻译中的关联理论应用——以钱钟书《围城》中英翻译为例

以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英翻译为例,借用Gutt的关联理论翻译观,可见翻译的实质是一种进行两轮交际的跨语言活动,即"原作者——译者——译者读者",其中译者同时具有交际者和接受者这双重身份。翻译的核心准则是把握信息发送者意图凸显的"显明定识",寻求共同的认知交集。在分析的基础上,以关联理论为指导,可归纳四条翻译实践原则:译文归类化明示;直译加注异化性明示;删去繁赘简明化明示;增补评释点睛化明示。     

从“五族共和”学说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驱倡导的五族共和学说,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发展而来,顺应了历史进步和时代要求,是三民主义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理论政策到实践措施,对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五族共和和民族区域自治,都是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之间有历史的内在联系,共同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