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在刑事审判中以“参照”方式适用法律

在现行刑法概括性、抽象性的条款较多和法律解释不够系统完善、且滞后的状况下,以"参照"方式适用法律显得十分必要;其目的符合刑法基本原则和量刑一般原则,其本质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运用;但需要加以合理规范。     

论审判解释

司法权的特性和一般运作规则决定了司法权仅指裁判权 ,司法解释应当仅指审判解释 ,审判解释具有必然性。审判解释具有稳定的价值目标结构 ,在解释体制上 ,应建立“一元 (法院解释法律 )、二级 (最高法院和省高级法院的规范性解释 )、三层次 (法官解释为中心 )”审判解释体制     

锐意进取 勇于探索——碑林区法院改革创新出佳绩

今年以来,碑林区法院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的世纪主题,依照<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精神,以"建一流的班子,带一流的队伍、创一流的业绩"为总体目标,锐意进取,大胆创新,结合本院实际,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在审判工作、司法改革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创造了数个陕西省基层法院的第一(设立西北地区法院系统最大的露天电子显示屏;在全省基层法院率先成立"青年法官研究会";与西北政法学院、陕西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合办我省基层法院系统第一个法律研究生研修班;率先在全省基层法院设立<法官业绩档案>;首创法院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的"1+1"模式;首创在法律文书上加封皮;在全省法院系统率先开办24小时热线立案咨询电话;在全省基层法院率先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在全省法院系统推出"123211"审判组织模式;在全省法院系统率先试行执行权分离制度;利用原有房屋改成30个法庭,在全省法院拥有法庭数最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略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及检察官的作用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确立和运用 辩诉交易在美国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些刑事案件中就已经出现了这种交易,但早期的辩诉交易在美国是处于"地下状态"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70年在Brady V.U.S.《Brady V.United States,379,U.S.742,752-53(1970)》一案的判决中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在第二年对Santobell V.New York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再一次强调了它的合法性:"如果每一项刑事指控均要经受完整的司法审判,那么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需要将其法官的数量和法庭设施增加许多倍"。     

论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法律借鉴和吸收",无论从其词义还是从其所体现的深层精神内涵与文化理念上,较"法律借鉴和吸收"一词有着大不同。而且就法律移植的对象而言,也并非有关法律的一切都可以移植,法律制度之整体与被称为"软法律"的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是不可以被移植的。若使得法律移植取得良好之效果,除认真对待法律移植的含义与对象外,还应慎重对待法律移植的方法与步骤,即选择科学合理的"移植术"。任何疏忽与怠慢,都可能造成法律移植的失败。     

老子认识论思想浅析

老子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位哲人,其著作中包含着大量的认识论概念、范畴,认识论思想在其哲学思想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他把"道"作为认识的对象,以"闻于道"作为最终认识目的,并且认为只有通过"静观"、"玄览"才能"识道"同于道"。     

对象错误条件下犯罪既遂的认定问题研究——对一例故意杀人案的定性分析

在危害结果是犯罪对象的转化形式且发生了法定危害结果的对象错误案件中,行为构成犯罪既遂只要求法定的主客观要件在性质上具有一致性,而不要求犯罪的主客观"方面"的内容完全符合.行为人对错误的对象持何心态与对象错误案件的定性无关.行为人只实施一个故意杀人行为,不可能同时触犯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两罪名,因而不可能构成想象竞合犯.本文还就犯罪客体、主观罪过等相关理论问题提出了若干个人见解.     

治安学研究对象之理性思考--兼谈治安学专业课程设置

治安学的定义为研究治安现象、治安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治安对策的科学.治安学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犯罪学、侦查学之间的区分,关键是要找出它们之间的"特殊矛盾性".现有专业教材或课程的设置大多是按照治安管理工作的实际业务内容来划分的,由于缺乏高度的理论抽象为指导或支撑,因而出现了一些问题.任何科学的具体学科(或课程设置)都必须依据该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来划分或确定,否则就是不够严密甚至是不科学的.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调审分立

本文针对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争论,提出了调审分立的观点。作者首先分析了我国现行调审合一制度的弊端,接着阐述了调审分立是适应社会条件变化的需要;是深化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调解结案的比例下降和判决结案比例的上升,为调审分立提供了现实可行性;调解中心的建立和实践为调审分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最后提出了建立调审分立制度的构想,即确立正当的诉讼目标,明确规定调解程序规则,完善和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