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性破解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光辉历史征程中，探索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是独具中国特色和中国风范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种出的文明之种、开出的文明之花、走出的文明之路、结出的文明之果。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步履维艰的，频繁遭到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蓄意挑衅和恶意抹黑，他们通过“历史终结论”“主义失败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等奇谈怪论来蛊惑世人，想借此扳倒他人、抬高自己。然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实践，以“文明借鉴”“文明创新”“文明再造”“文明共存”分别破解了“历史终结论”“主义失败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     

关于人大代表人身自由特殊保护制度的思考

2014年福建省周宁县人大常委会否决上海松江警方对县人大代表张裕明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申请事件,该事件涉及人大代表人身自由特殊保护问题,有必要深入思考,完善相关制度。一、事件始末据报道,当事人张裕明2011年11月当选福建省周宁县第十六届人大代表。2014年8月12日,在公安民警处理纠纷案件时,张裕明驾车逃离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交警现场酒精呼气测试、司法鉴定中心检验和鉴定结果表明,张裕明达到醉酒状态,     

什么是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

<正>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头戏,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于2015年1月相继在深圳、沈阳挂牌成立。究竟什么是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它在机构属性、职能定位等方面呈现什么样的样貌?一、巡回法庭是最高法院的派出机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巡回法庭是最高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巡回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和决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决定。据此可看出巡回法庭具有     

潘幼亭 善于思考的“行动派”

“既能让破产企业起死回生,又能让土地承包的邻里乡亲握手言和,写论文更能在全国获奖,这个老潘可不一般!”说起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潘幼亭,同事们都竖起了大拇指。同事口中的“老潘”其实并不老。2004年,27岁的浙江小伙子潘幼亭进入昌平法院工作,从小汤山法庭的书记员一路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一线法官。他是商事审判领域的“思考者”,更是将研究成果付诸司法实践的“行动派”。在16年的工作中,潘幼亭先后4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并荣获北京法院“商事审判业务标兵”“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等称号。     

福建省家暴案件受害者九成以上为女性

2015年3月1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福建省各地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中,女性受害者占全部案件九成以上。据介绍,家庭暴力不仅严重损害亲情,侵蚀家庭肌体,也挑战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甚至引发犯罪,危害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安全稳定。从福建省法院受理的案件情况看,因家庭暴力引发的刑事案件主要集中在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虐待、遗弃四类案件中,其中女性受害者占全部案件的90%     

试论民国后期行政审判制度的法治内蕴

法治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社会理想模式和状态,民国时期,这种追求法治的风潮进入了中国,后期的有识之士奉为至宝,大力提倡以法治国,依法行事,将中国建成法治国家,从而形成了浓浓的法治氛围。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行政审判制度吸纳了法治的精神内核,立法水平达到了较高境地。从而确保了当时行政法院审判的公正性,固化了民众对行政审判的公信力。     

论非典型性无罪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逐步深入，我国的无罪治理亦将呈现出一些全新的特色。以往，裁判权针对部分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所做的否定性评价往往更容易引人注目，而近五年来，无罪裁判的基数增长则更多体现为某些具有常态特质的案件类型。为了追求司法精密化的理想效果，需要着手将此类“非典型性无罪”予以系统规制。当然，这种无罪治理方案必须以相关概念内涵的充分解构为前提。故而，S市近五年的生效无罪判决就供给了难得的实证样本。     

公安机关指导性案例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依据公安部通知选编的公安机关指导性案例具有分级选编、逐级下发的地域性,不公开发布的内部性,发布数量的固定性,效力的非强制性,发布周期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其注重对案例定性的指导,以取证指引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多个相似案件组成并列举不同观点分析。当前的公安机关指导性案例无法解决裁量权带来的执法问题,选编案例滞后、选编种类模糊,可能异变为一种行政任务而无实际效力,基层民警也缺少学习的精力和时间。欲摆脱此发展困境,应取消选编案例的硬性指标规定,明确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扩展选编主体、区分下发主体,赋予指导性案例公开性,及时更新案例,汇总反馈应用情况,组织民警学习使用。     

关于新《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两法衔接的若干反思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问题,是此次新修《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内容。对于此问题的认识,应当首先肯定其中两法衔接内容在及时性、实用性以及未来修法的指导性等方面的进步意义。但与此同时也不应忽视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即两法衔接在立法理念上可能稍显配合有余、制约不足;在立法技术上稍显构建框架性有余、面向精细化不足。具体而言,存在立法的不协调、不一致及立法中的相对缺失等问题。因此,在今后的立法中,应该更加强调双向衔接,重新构建强制措施衔接机制,更加强调检察机关的制约作用,明确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内容以及逐步建立律师在调查问题中的参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