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质量精细化管理的局限及其克服——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为中心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确定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是"建立科学、统一的审判质量和效率评估体系。在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判案的前提下,确立科学的评估标准,完善评估机制。"2008年初,最高法院印发了《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     

“二号汉奸”陈公博的最后审判

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出生，祖籍广东乳源，其父亲曾任清末广西提督。1920年，陈公博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广kil创办《群报》，任总编辑。翌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1923年陈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被开除党籍，同年2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25年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在此期间加入了国民党。北伐战争推进至长江一线之后，国民政府分裂成武汉和南京两个政府，陈公博选择支持汪精卫，1927年与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     

“推究情实,断之以法”:宋代士大夫法律品格解读——兼论中国古代伦理司法说之误

在宋代民间诉讼风潮以及法律庞杂化、理性化、近世化的时代变迁下,宋代士大夫形成了"争诵律令"的习法风尚;树立了"在在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鉴"的司法公正理念;践行了"田婚之讼,惟以干照为主"以及"金科玉条,凛不可越"的依法审断精神。实际上,即使在涉及血缘或姻缘关系的家产讼案中,情理亦难以颠覆法律。宋代士大夫群体的上述法律品格彰显了中国传统司法公正性、确定性的真实面相;昭示了法律随社会变动而变动的法律哲理,为我们深刻认识宋代司法的近世化转型,乃至匡谬学界所谓古代"伦理司法"旧说,皆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同时,对于当代转型时期"法治中国"的建设亦不乏历史的启迪与自信。     

司法案件、司法审判与网络舆情事件研究

网络舆情不必然具有负面性,舆情事件中"司法买单"、舆论与司法冲突和异化现象是舆情风险所在。舆情的形成与案件自身特点有着莫大的关系。网民道德良知论与司法法律价值论造就舆论与司法冲突。司法权威尚未形成加剧网民"信法不如信网"心态。面对舆情风险,法院应该针对案件,融理入判,提高裁判说服力,预防舆情发生;运用沟通机制,缓解司法与舆论冲突,减少风险冲击;稳步树立司法权威,提高抵御舆情风险能力;运用法律惩戒机制规制舆情中异化现象。     

职务犯罪外逃人员的逃亡轨迹

8月29日，江西省上饶市中级法院，对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涉嫌贪污案进行缺席审判，该案系“我国刑诉法修订后海外追赃第一案”。李华波则成为“我国首个被没收违法所得的外逃贪官”。外逃人员到底有多少？他们都逃往哪里？转移了多少资金？至今还没有一组详细的数字公布。《京华时报》记者梳理了自1992年到2014年公开报道的51个外逃案例，还原外逃者们的逃亡轨迹。     

民意的司法拟制——论我国刑事审判中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重大刑事案件中民意的拟制与导入机制是证据规则出台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另一个潜在突破点。人民陪审制度作为刑事司法活动中民意的有效拟制与导入机制,面临代表性不足、权力配置机制缺失等问题。只有从制度层面增加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强化重大刑事案件中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之间的互相制约机制,才能有效地疏导民意,并通过这一手段影响社会舆论,为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寻找正当性。     

资讯

浙江设立首个金融审判庭5月25日,温州金融改革再出新招,建立浙江省首个金融审判庭,金融专家陪审员参与审判,以提高审判质量、效率和专业性。金融庭实行专业化分工、团队化协作,全庭人员分为3个合议庭,一个专门审理银行类案件,一个专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人大代表的人身特殊保护

<正>人大代表的人身特殊保护,是针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保护说的。人大代表作为公民享有人身保护权,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其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还受到特殊保障。根据宪法和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人大代表有人身免捕权或者叫人身特别保护权,就是在人大会议期间不经过大会主席团许可、闭会期间不经过常委会许可,代表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除此之外,如果对代表     

最高法开微博 一天粉丝过10万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最高人民法院”开通，开通一天粉丝便超过10万人。至此，我国法院系统内最高人民法院、31个省级法院及150余个地方中院都开通了官方微博。最高人民法院将通过微博及时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法院的重大审判信息、     

意识形态教育与“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

意识形态教育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在意识形态教育中,要特别注意反对淡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等错误倾向。文章从意识形态教育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思想溯源,依据意识形态的理论进路来考察"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话语表达形式,论证"意识形态终结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