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不起诉听证程序

不起诉权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权的制约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难以保证权力监督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该文从西方国家类似制度入手,分析了不起诉听证的具体内涵及设置不起诉听证程序的积极意义,并对构建不起诉听证程序中的不起诉听证的法律依据、不起诉听证会的启动方式以及不起诉听证在实践中应注意的事项等若干具体问题作了粗浅探讨。     

刍议未决羁押的公正性及其保障

"未决羁押",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前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律状态,它是司法机关依法对因涉嫌犯罪而受到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未决羁押是以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人身自由)为代价的,那么,在现代法治观念和无罪推定原则框架内,究竟应当如何辩证地看待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进而认识未决羁押的公正性问题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课题。未决羁押具有当然的公正性。对我国未决羁押制度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暴露的各种损害其公正性的问题,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程序性的制度保障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完善

审前准备程序是民事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诉讼效率、确保民事诉讼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审前准备程序的程序价值为基础,通过对我国审前准备程序存在弊端的考察,提出了完善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建议。     

公共听证的理想与现实——以北京市的制度实践为例

源于普通法之自然正义原则的听证制度,因可为当事人提供意见表达与利益交涉的平台,而成为行政决定合法性的重要制度装置。但与私益听证主要代表消极的防御权不同,公共听证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等多种公共价值,是公共决策正当性的重要制度支撑。我国的公共听证理论,未从根本上区分代表防御权的私益听证和代表民主参与权利的公共听证,因此造成了制度建构的诸多误区。公共听证的引入,旨在破解公共决策过程的封闭性、结构化与单向度,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渠道;在实践中,我国的公共听证程序设计与运作仍然延续了传统科层制习气,与民众之表达和参与意愿相去甚远,公共听证俨然已成为现代行政合法性的制度装饰。公共听证因此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从性质上明确公共听证的定位与价值,充实公共听证的民主取向,理顺公共决策与公共听证的逻辑关联,健全和完善公共听证的操作程序。     

立法听证制度的冷思考

通过移植方式进入中国的立法听证制度与我国所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不相适应,结合我国的国情,可以通过完善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明确党与人大之间的关系等方式来促进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而非盲目地在立法过程中引入听证制度。     

听证主持人法律地位比较与思考

在国外,程序司法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听讧主持人地位的法律化.各国皆对听证主持人的法律地位作了充分研究和规定.目前大部分国家的行政程序法普遍采取职权主义模式,将听证主持人定位为占主导地位的听证指挥者,这违背了行政听证中的公正、平等等基本价值取向,可能使听证主持人的行为演变成具有强制力的具体行政行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听证主持人的规定过于简单,对听证主持人的法律地位未涉及.在中国的行政听证活动中,听证主持人同普通法院的法官相比应当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同听讧当事人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同其他行政机关应该是一种相互独立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行政听证活动的公正和平等,使公民的合法权利得到保护.     

审前程序中的程序性辩护

以程序法为依据,针对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争议提出主张或提出程序性申请,以期维护或实现被追诉者程序性权利的辩护即为程序性辩护.审前程序中程序性辩护的主体主要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权利内容由申请或异议权等四个方面的权利构成;程序性辩护的权利客体涉及程序性争议及程序性申请两大方面.     

降低审前羁押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

审前羁押率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也是反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刑事诉讼法经过2012年、2018年两次修改,构建起了比较完善的逮捕羁押制度,对降低审前羁押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审前羁押率受到刑事案件结构、司法体制改革、司法管理、司法技术、社会协作帮教等多方面因素不同...     

立法听证效果评估研究

立法听证效果的评估是关系到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的重要问题.利用社会学中的数据测量与建立模型的方法来对立法听证的效果进行评估既具有复杂性也具有可行性.立法听证程序机制转换为由可测量数据和变量等因素组成的模型从而使立法听证效果的数量化评估具有可行性.立法听证效果评估的模型可以分为总体评估模型和经济性、公开性、公正性评估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