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费用类保险损失补偿原则适用的实证研究

刘蔚文在《河北法学》2011年第12期撰文认为，在医疗保险费用类保险存在重复保险或第三方先行给付的情况下，不应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可能获得额外利益并诱发道德风险，可以事先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特定情形下的免责条款并作明确说明。第三者侵权导致保险事故发生时，免责条款的约定没有法律效力。     

创优服务结硕果 转型跨越上台阶

今年以来,宁武县工商局认真贯彻落实市局和县委、县政府的战略部署和工作要求,以服务发展、市场监管、消费维权为主旋律,集中精力抓好具体工作,使县工商局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一、"亮点工程"进一步创新(一)助推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今年以来,我局进一步创新农民专业合作发展模式,积极做好与农业、林业、金融等部门协调和工作上的衔接。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对农民群众有关合作社知识的普及推广,帮助农民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     

论服务行业中设定不作为义务的格式条款——以“谢绝自带酒水”为例

服务行业中经营者为消费者设定的不作为义务格式条款与立法上的典型格式条款具有一定差异。该类格式条款在违背行业相关性、补充商品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会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在法律规制过程中,需要依据行业相关性具体评价。     

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企业数据在既有法律框架下无法获得充分保护,作为一种财产性利益,企业数据与一般条款具有耦合性。但是,一般条款的裁判思路依赖于传统侵权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在"海带配额案"中创设的三个构成要件,使一般条款陷入困境,无法应对行为规制法的本质要求,无法与《民法典》相衔接。企业数据涉及个体经济利益、行业利益及公共利益,"全有全无"构成要件式的侵权判断,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动态系统论以"或多或少"的思路考量各要素的数量和强度的协作,按照价值位阶和顺序,考虑企业数据本身的合法性、行为人主观过错、行为影响,根据具体场景综合权衡损害与收益,可以为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判断提供正确的裁判思路和理论支持。     

网络平台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

近年来,以网络平台隐私政策中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为诱因的侵权案件频发,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消解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与知情权、解释权、被遗忘权、脱离自动化决策权保护冲突的关键是,对格式条款进行类型化处理,分别进行效力认定。网络平台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致使信息主体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格式条款不应成为合同内容;格式条款显失公平的,信息主体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格式条款符合我国《民法典》第497条规定之情形的,应认定为无效;“主要权利”的认定,在考虑合同内容的同时,应奉行合同性质决定论;以“理性人”构建网络平台的解释义务标准,力争在保障网络平台健康发展的同时,切实维护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     

保险法不可抗辩条款与投保欺诈之争

不可抗辩条款是否适用于投保欺诈,在理论上是一直有争论的问题,在司法审判中也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本文试图在分析不可抗辩条款的演变和理论基础之上,借鉴国外立法例,探寻在投保欺诈情形下立法是否应该赋予保险人寻找救济的途径。     

海商法中船舶定期保险合同研究

海上保险合同可分为定期保险和航次保险两种,前者承保的是一段时间,后者承保的是一个航程.本文结合英美船舶定期保险的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船舶定期保险合同“期限”的概念、航行条款、延续条款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入地探讨.     

格式合同免责条款的民商法规制研究

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当中,格式合同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同时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格式合同当中,通常具有一些免责条款,其目的主要在于对合同双方的共同利益进行更为良好的确保,进而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得到更大的进步。但是在实际应用当中,免责条款中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受到影响,民众的利益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基于此,为了更好的保护合同双方的共同利益,对于格式合同当中的免责条款,应当进行有效的民商法规制,从而使市场环境得到改善,最终推动社会经济的更快发展。     

宏观审慎管理视角下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识别

系统重要性银行作为巴塞尔Ⅲ监管的重点对象,对维护金融稳定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国内监管部门暂未对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官方认定。在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现实情况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对我国上市银行进行系统重要性识别。结果显示,我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系统重要性程度高,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系统重要性较高,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系统重要性一般。五大国有银行与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占比大于5%。从宏观审慎和防范系统风险考虑,对几大系统性重要性银行进行特别监管,避免"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维持金融稳定。     

国际投资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问题研究——以“伊佳兰公司诉中国案”为中心的分析

外国投资者援引国际投资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适用第三方条约争端解决条款的情形在实践中屡见不鲜。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个案仲裁庭对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扩及争议解决事项的问题看法不一,而理论界亦存在激烈争论,并直接导致新近国际投资条约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作出明确限定。近期我国首次被外国投资者诉至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其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必将是我国应对的首个重大问题。我国未来缔约实践中应当对该条款的适用范围作出必要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