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S框架下的审慎监管制度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有效监管是GATS框架体系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两大基本目标。为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GATS及其附件规定了审慎监管制度 ,但是审慎例外条款自身规定的抽象性及其优先适用性大大削弱了金融自由化的成果。为弥补审慎例外条款这种实体性规则不足的缺憾 ,GATS为成员方规定了审慎监管标准协调与认可的程序性义务。因此GATS框架下的审慎监管制度身兼二职 ,使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有效监管在对立统一的基础上达到了动态平衡     

金融自由化与审慎监管的国际规则论析--以GATS为中心的研究

本文对《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及其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自由化、审慎措施、以及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等规定进行了研究 ,指出这些协议在贯彻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原则的同时 ,兼顾到金融服务业的特殊性质而赋予成员方较多的监管权力 ;同时考虑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现实情况 ,为发展中国家作了灵活的规定。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金融开放与监管所应该做出的政策选择。     

司法会计审慎性探讨

笔者办理过一起涉嫌贪污案的鉴定,从举报时涉嫌贪污三十一万余元的案值开始,到撤案时负有九千余元的经济责任结束,不仅案件资金数额的差距很大,而且案件的性质也产生了变化,情形较为特殊.经此一案,感受良多.最深切的体会就是司法会计在工作中容不得半点粗疏,必须慎之又慎.就本案而言,倘若司法会计也象两次审计一次会计鉴定那样粗枝大叶,停留在表面就轻率定案,一旦起诉,后果不堪设想.     

论GATS框架下的“审慎例外”原则

本文探讨了“审慎例外”原则的定义与判断标准,进而论述其在平衡金融全球化和成员方金融主权、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监管两项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指出今后“审慎监管”原则的发展趋势——其定义将获得进一步的明晰,并将与巴塞尔体系产生更为密切的相互配合。     

审慎监管:让子弹飞一会儿

2017年年初,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部署,均明确提出对新业态新产业的“审慎监管”原则。如在年初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明确要求各部门负责人,要适应新动能加速成长的需要,探索包容创新的审慎监管制度,对新产业新业态采取既具弹性又有规范的管理措施。他解释道：“‘审慎’两个字,意味着监管必须要有规范,同时也要有一定的灵活度。要监管,但不能‘管死’。”     

论欧盟金融监管改革与启示

金融危机突显了欧盟现有的国家分散监管框架的弱点,2010年9月22日欧洲议会通过了2009年9月欧盟委员会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系列提案,将成立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欧盟级别的监管机构——欧洲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ESRB);同时将原有证券、保险、银行监管委员会升级成为三大监管局(ESAs),赋予其争议调停和紧急情况下的决定权。欧盟新的金融监管架构将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更注重成员国监管机构对欧盟规则的一致适用和紧急情况下的协调行动,同时也设立了保障条款以保护成员国的财政权不受侵犯。欧盟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理念和部分改革措施对中国宏观审慎监管职责设置和整合微观审慎监管系统方面提供了启示。     

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挑战及其应对

随着行政国家的强化、网络社会的发轫与风险社会的兴起,社会治理对刑法的倚赖日益加重.为了落实行政目的,并对新兴领域进行有效规制,刑法呈现出刑事处罚弥散化与刑罚介入早期化的特征,并开始出现过度犯罪化的倾向.立法的这一姿态也催生出司法的惯性与惰性,不少司法解释与司法判例对刑法条文任意进行扩大解释,模糊了类推与扩张解释的界限....     

从传统治理到敏捷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范式革新

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改变了人工智能治理的底层逻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由个性化向普适化方向发展,风险的不确定性从外部延伸至内部,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周期将越来越短,这使得传统治理范式适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时存在诸多局限。基于对象场景的分散治理难以统筹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全局,基于风险预防的事前治理难以精准预测风险并提前预防,基于法律规范的硬性治理难以提升治理实效。作为一种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动态治理范式,敏捷治理契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需求,与我国一直推行的包容审慎监管具有理念上的一致性。基于敏捷治理的全面性、适应性与灵活性,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应秉持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依据模型产业架构,形成“基础模型-专业模型-服务应用”的全面性治理格局;划分已知与未知风险,构建事前预防与事后应对相结合的适应性治理机制;综合运用技术、法律等灵活性治理工具,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范式革新,促进科技向上向善发展。     

平台经济治理中的行政约谈：实践源流与优化向度

兼具商谈性与非强制性的行政约谈在秉承包容审慎原则的平台经济治理中广受青睐。在灵活应对不确定性、消解公私对峙压力、缓和执法资源不足等功能性标签下,平台经济领域行政约谈也面临着以谈代罚、形谈实罚、屡谈屡犯等现实困境。传统治理领域行政约谈的体系性与标准性的缺失、实效性与互动性的式微等普遍性问题仍然掣肘新经济领域的规制效率。立足平台经济的“破坏式创新”,行政约谈应在合作治理、包容审慎视阈下强化约谈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参与性,借助全阶段的信息披露,促使约谈流程由“闭目塞听”转向“多元透明”。因应“刚柔并济”的制度禀赋建构,治理机构仍应科学统筹治理资源,引入信用工具平衡约谈协商性与实效性之间的张力,进而确保治理平台经济的规范性与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