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起诉中应注意行政处罚的审查

在审查起诉工作中，我们常常发现，一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前曾受到过行政处罚，如多次盗窃、寻衅滋事等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因公安机关当时只发现其中一起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而被公安机关处以治安处罚。后经侦查发现，或犯罪嫌疑人又因同种违法行为构成犯罪而被移送审查起诉。此种情况如何处理，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不同认识。     

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

被告人刘志军,男,195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鄂州市人,研究生文化,原系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曾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分局长,郑州铁路局副局长沈阳铁路局局长,原铁道部运输总调度长、副部长。2012年7月24因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逮捕。被告人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2012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案件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移交北京市     

从控辩平衡视角看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据开示——美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启发

本文根据美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结合典型案例，在分析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现状的基础上，比对不足，探寻审查起诉阶段进行证据开示、保持控辩平衡的良策。     

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告知、通知程序”存在问题及分析对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刑事诉讼规则》），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于审查起诉阶段负有向被害人履行有关事项的告知、通知义务。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习惯性作法，即将规定前述有关事项的法律文书于收案后3日内一次性以挂号邮寄的方式送达被害人，其中包括<<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听取被害人意见通知书》、<<被害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而此种习惯性做法无论是在适用法律还是适用法律的效果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问题，本文在此试作简要的分析。     

最高检下发防止纠正冤假错案意见办案需终身负责

最高检近日下发意见，对严格规范职务犯罪案件办案程序、严格把好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关、坚决依法纠正刑事执法司法活动中的突出问题、完善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机制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坚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应保障律师会见权，可能判处死刑案件须坚持最严格证据标准。     

论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知情权的扩充

从权利保障的角度讲，知情权是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是行使其它一切诉讼权利的前提。从检务公开的角度讲，被害人的知情权属于检察机关依法应向诉讼当事人公开的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事宜。因此，确保并强化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知情权是权利保障与检务公开的双重要求。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了检察机关要在法定期限内告知被害方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另案处理”案件中的问题与检察监督机制建设

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在提请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共同犯罪案件时,对同案犯标注"另案处理"是常见现象。但"另案处理"人员是否得到处理,处理是否适当,历来是侦查监督工作的薄弱环节,而且,即使在修改后刑诉法实施过程     

嫌疑人翻供和被害人不指认的情况下能否认定构成伤害罪

[案情]2012年3月13日21时许,张某因分手问题与同居男友任某发生争执,张某持刀将任某左胸部扎伤,因任某受伤后感觉不适,将衣服全部脱掉后躺在床上,后张某报警称自己持刀将男友扎伤。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任某赤裸身体裹一棉被躺在床上。任某称自己没有受伤,并拒绝民警检查其胸部和前往派出所接     

新刑事诉讼法施行后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审查起诉环节检务公开

一、依法及时告知,提升告知效果填写并发放告知书是审查起诉工作的第一步,事关整个审查起诉工作的顺利运行。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三日内,及时送达《委托辩护人/申请法律援助告知书》、《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讯问、询问环节,进一步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的方式,详细告知被讯问、询问人员在     

检察机关深入开展侦查监督工作的探索

2008年9月25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加强诉讼监督工作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本文立足检察实践,通过分析侦查监督工作的现状及其不足,从完善侦查监督立法、加大侦查监督力度、健全侦查监督工作机制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以期助益于侦查监督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