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要求的解释与专利侵权认定——以海斯凯尔公司与弹性测量公司、中日友好医院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为例

专利民事侵权诉讼中,应根据权利要求的解释规则,合理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解释权利要求时,不能脱离权利要求书等内部证据,且应站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角度进行。进行专利侵权认定时,应根据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规则,将技术方案的比对结果作为裁判依据,在特定情况下,可根据部分技术特征的比对结果进行;在已有初步证据证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某个或某些技术特征与专利技术方案对应的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时,不宜因对证据真实性的怀疑采用推定的方式直接认定侵权。     

改善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新路径

我国目前的刑法司法解释存在立法化倾向,给刑事司法实践平添了诸多难题,而学界针对此提出的加强法官解释的种种主张,又因条件的限制而难以付诸实践。面对此种悖论与困境,提出了一种别样的个案解释方案,即办案法官在处理刑事案件适用刑法遇到疑难而向解释机关提出解释请求时,由解释机关就该案所涉及的疑难刑法规定作出的个别性解释。这种解释仍然属于有权解释,但它的机理汲取了判例法的营养,故它既有利于刑事法制的统一,也有利于发挥法官的能动作用,还有助于法院刑事审判系统的改革。     

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适应这一要求,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途径,使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与拓展,已成为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意识的多样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坚持辩证性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一系列辩证关系,就成为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本刊邀请河北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韩振峰教授就此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     

“释法”有利于法规的正确实施

据报道,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地方性法规解释的规定,赋予市民申请人大常委会解释地方性法规的权利,并通过当地媒体公布,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随后,一些市民就成都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例中有关汽车线路实行专运权的不同理解,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相关条款解释的申请,法工委在接到申请后的第三天就作出了明确的书面解释,使该市公共汽车运输线路整顿工作平稳进行。“制定这项规定有创新意识”,受到了法律专家众口一辞的肯定。众所周知,立法是一个程序非常复杂专业性极强的过程,随着以人为本、开门立法宗旨的确立,一件法规的出台…     

季宜珍等诉财保海安支公司、穆广进、徐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是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均高于农村居民,为合理地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同时避免加重赔偿人的责任,而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加以区别,其本意并非人为地以户籍因素划分生命价值的高低。生命是不能用价值来计算的。故对上述规定应当全面正确地理解,不能简单的依据户籍登记确认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而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经常居住地、工作地、获取报酬地、生活消费地等因素加以判断。对于常年生活工作在城镇,收入相对稳定,消费水平也和一般城镇居民基本相同,已经融入城镇生活的农村居民,如果发生死亡事故,涉及赔偿问题的,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     

中西方宪法思想比较

宪法思想 ,是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 ,特别是思想文化的集中反映。中西方宪法思想分别有着各自不同的结构和内容 ,并且还一直在发生着碰撞。     

如何标本兼治解决分配问题

解决我国分配问题不能就分配论分配,必须根据直接原因和深层次原因,思考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一是要确立新的思路: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着眼于从深层次解决制约影响分配方式、分配制度的问题,推动经济社会等相关管理体制改革,立足于从分配制度及其相关配套改革入手,着力解决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标本兼治,循序渐进,逐步理顺分配关系,促进构建和谐社会。二是要明确一条主线:针对分配领域存在的四大问题,实施“提低、扩中、调高”战略,逐步建立一套新制度,健全一套新体系,形成一个新格局。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立法与司法解释评析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是长期困扰刑法理论界和司法部门的一个难题。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虽对其作过多次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却仍然存在内涵不清、外延不明,难予认定的问题。为此,本文对历次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之得失进行了回顾、比较与评析,旨在为准确理解和把握本概念提供有益的思路。